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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作者：房伟

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教授

本命原名：《王小波之死》

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名“佛山”。

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静。

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

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其妻社会学家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

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愿尊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

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的字样。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

其实，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

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997年4月1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时，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声。很多邻居都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

没有人注意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

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位作家王小波,在此渡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刻。对王小波的死亡，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

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

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

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

但王小波去世后，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

多年以后，我还依稀记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

王小波以“面对南墙、弓着身子”的躺卧姿态，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

但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

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

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青年评论家李静，是王小波的朋友，也是欣赏王小波的一位文学编辑。她这样描述王小波之死——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她讲述时，眼圈依然红红的：

事情过去好几天，我才知道。当时，一位同事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的脑袋感觉“轰”地一下，像炸开了似的，在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那是真正的嚎啕大哭。我一直把小波当作“精神导师”。

我当时就找到领导，要求做一个王小波纪念专版。领导微微沉吟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掂量王小波的文学分量。

我那时才二十六岁，情绪激动地对领导说，您放心，这个专版的效果一定会非常好！文学史会记住王小波的！我当时还很年轻，想也没想就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

其实，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

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根据后来的回忆文章，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

“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了稿子。不久，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从1995年1期起，《黄金时代》开始在《人之初》杂志连载

王小波之死，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响。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

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等等。

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

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

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

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

此后每天二十四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因为伤心和忙碌，几天的功夫，胡贝只吃了几袋方便面，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楼梯上，还是宋华找来医生给他挂了吊瓶。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

除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

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

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著名学者秦晖、丁东、谢泳等。

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

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祥，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

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

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这种质疑之声，既凸显了文坛与王小波的隔膜，也将这种隔膜置于大众视野中，成为批判中国主流文学体制的信号。这种对立情绪，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时间检验。

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的一副“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

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

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

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蒙，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

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

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

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

胡贝忙问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

机器再次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

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依然是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

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生不令人痛断肝肠，惋惜不已。炉火熊熊，斯人已去，文风浩浩，却已成绝响！

其实，王小波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幽默感。他们既将他看作作家，也将他看作一个善良、义气、低调，同时又才华横溢、幽默的好朋友。

他出现在朋友身边，总能带来泼辣机智的笑话和轻松善意的关怀。

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祭日那天，王小波的朋友们，无论是“发小”，还是在云南一起下乡的“插友”，或大学同学，都会自动组织起来，去他的墓地看望。

大家在小波墓前，也不会太过凝重，而是亲切地唠着家常，好像他还活着：“小波，今天云南插队的舍友都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吗？”“在那边你又在写什么呢？又是哪个时代呀？”

仿佛在天上的王小波也能听到朋友们的善意调侃……

远在加拿大的作家、也是王小波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胡威先生，在王小波去世时，于当地华人报纸《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颇能道出大家的缅怀情绪，特引于此。

《绿毛水怪》，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其中，“水怪”指的是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而“山牛”则寓指王小波小时候的绰号“大野牛”。

纪念王小波

胡威

日日红尘上陌头

忽闻人去不能留

微言玉屑因情笃

海口银珠是才修

独记幽怀怜水怪

偏生倔骨傲山牛

应知豪气流传远

踏过黄泉啸未休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

然而事实是，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

他对人声称，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而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

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

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肠的棉花”。

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在这篇小说中，王小波还写道：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

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自由和浪漫的敌人，除了专制之外，就是死亡的永恒力量。死亡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缓慢绝望的过程；死亡又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个微小的死亡的突然性绝望爆发。

德国浪漫派诗人热衷探讨死亡。在他们看来，死亡是终极力量，也是最终和最高的理性。而在日本文艺思想中，死亡却是一种积极实践，是甜蜜而短暂的睡眠。

在对死亡的超越中，人真正获得了永生。而这种超越，有时就会是情爱。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也有不少王小波小说那些坦诚热烈、又真挚强悍的性爱。

小说开篇即写道：“樱花飘零，成为文人感叹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很快又沉没于山脊，唯有人类的情欲绵绵无有绝期。”

小说结尾，主人公世之介，带着几百名家臣，连同无数金银财宝和巨船“好色丸号”，消失在寻找传说的极乐世界——迟女岛的茫茫海雾中。

这也让我们想到了《黄金时代》的结局，重温旧梦的陈清扬和王二，再次体验了性爱的美好，就此分离，天涯茫茫，老死不再相见。

他们将最美好、最青春的激情，留给了回忆，留给了云南旱热的风。他们拒绝世俗伦理和道德是非，将自己留在了尘世中备受摧残，直至死亡。

王小波试图成为一个精神上“强悍”的作家，在浪漫的云南热风中，在革命时期惊世骇俗的爱情里，在唐传奇高蹈流走的流氓英雄狂想里，王小波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姿态，复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

他骄傲、粗鄙、欢乐，内心充满了顽童的恶作剧与愤世的讽刺与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说，他的悲观和忧郁，让他喜欢沉溺于想象世界。

他将挫折诉之于沉默，将反抗形成纸上的帝国，他的悲观联系着他的敏感，而他的喜剧精神，却联系着他对虚伪的嘲讽，无情的挪揄，以及刻薄的巧骂。

他不断别扭地试图走入公众世俗空间，然而代价却是不断退入内心。他顽强地表达自己的骄傲，却不能将敏感的心变得坚硬粗暴。

如果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辉煌的时刻，那么，王小波最辉煌的一刻，却是孤独的死亡之后。很多人将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联系在一起，作为1990年代商业背景下文化英雄最后的悲壮悼词。

他们都是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声名大噪。恰好，他们也都在“残忍的春天”离开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阳春三月山海关的野花中，主动献祭了肉身，以血肉横飞的惨烈，极致化地反衬了最后的诗意牧歌。

而王小波却死于乍暖还寒的四月，一次疾病无耻的“偷袭”。他的一生都处于“未完成”的前进状态，却突然被强行拗断。

他的辉煌是以“空缺”为前提的——没人知道他活着，还能为中国文坛写出什么。

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彩夺目”地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形象被定义为那个“面对南墙，弓着身子死去”的高大而抑郁的男人。

与这个形象相联系，则是一系列的想象与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开卡车的作家，经常收到谩骂性退稿信的作家，以性写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牵连入了作家的死亡。

也许，无论是王小波，还是海子，都是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漫不经心”、却又含义深刻的“隐喻”。

在文化英雄远去、资本英雄凸显的90年代，人们需要缅怀的“偶像”，人们不需要他们活着，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

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那些家喻户晓、具有魅力的经典意义的大作家，已不再成为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目标。

我们需要文学生产出“死亡”，在死亡中，意义被变相、扭曲地复制，成为我们心灵狂欢的发泄口。

可以说，王小波之死，既是19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一个巨大形象坐标。对“去历史化”的1990年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正是王小波之死，造成了接受场域的话语争夺——媒体、官方、文化工业、知识精英、文学圈，都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激烈交锋。期间也有各式各样的涂抹、矫饰和故弄玄虚。

这也使王小波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变得迷雾重重。他时而被看做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和异见分子，被某些人推崇着，被另外某些人封杀着；又时而被看做性写作先驱和自由主义文学代言人。

正是在死亡的一刻，真实的王小波逐渐退隐，而符号的王小波开始不断浮现在公众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