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在对疾病隐喻的解构中，采用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是指以他物之名名之此物”。就如同其随后举的例子，“左”与“右”这个塑造了二十世纪政治生活大格局（同时也模糊了对它的理解）的顽固的隐喻。
一、脑瘫：外在标签的残疾
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脑瘫诗人”，则是余秀华除女人和农民外的另一重身份。而脑瘫，是余秀华诗歌中疾病意识的因素。“她是个盲女，有三十多年的黑暗/每个黄昏，她把一盏灯点燃/她把灯点燃/只是怕一个人看她/看不见” 诗歌中的女主人公盲女何尝不是余秀华自身的写照。盲女“把灯点燃”的行为看似徒劳，但“只是怕一个看她/看不见”，这实际上是盲女为了掩盖自身的缺陷所刻意做出的行为。余秀华在38岁时其诗歌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盲女三十多年的黑暗亦指向其自身的经历。
由于疾病限制余秀华的肉身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反而让她对身体内在的探索更加深刻，更加敏锐地发现了日常生活中亦被人们忽视的或无价值的残缺之物。“一列火车徐徐驶出站台……而扔在旁边的一节病了的车厢 / 它的四角也有明确的光亮 / 真的 / 和我多像”，“薄雾从村头飘来，坐在橘园里，一些病果尚在枝头”，“一节病了的车厢”、“病果”等相对常态意象的残缺意象，显然放进了诗人对自身身体残缺的隐喻。
二、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春天”，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可看做是一种爱情的象征。事实上，她的诗歌中有许多爱情诗。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体带有残缺的女人，她对爱的缺失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因此有可能在她的内心世界里，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穿上水晶鞋，遇见自己的梦中情人。在其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中，她直接截取了婚姻和爱情这部分。小说中，脑瘫的农村女性，入赘的丈夫，有名无实的婚姻，通过诗歌发现自我……这些情节都能够和余秀华的人生轨迹相契合。
在余秀华的口中，婚姻从没带给她快乐，甚至被她形容成“青春给了一段罪恶”。她虽屈从于现实，但她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求，如同诗歌中《我爱你》“告诉你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患有脑瘫的余秀华，也许与稗子的命运同病相怜。病魔疯狂地折磨着她，疾病使她在身体和心灵上都疼痛不已，敏感的她感到自己十分卑微，而疾病带来的不便和社会的偏见犹如囚笼中的野兽，时刻侵蚀和吞噬着她那善感的心。但其诗歌无一不体现出她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从更深处体现因其自身的缺陷引发诗人对存在、真理、死亡等问题进行追问及思考。
三、诗歌：精神世界的寄寓
虽身患残疾，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连高中都不曾毕业，但她并未因此而放弃诗歌的创作。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诗歌是余秀华的一个精神慰藉。与传统的诗歌不同，余秀华因其特殊的身份，拥有了一个与常人眼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生活中的一切无不成为她诗歌创作的素材
余秀华从不因自己的残疾而自卑，在一段关于诗歌创作的自白中，她这样追忆自己选择诗歌作为情感突破口的原因：“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至此，不难看出诗歌于余秀华而言，有着深刻的意义，可以算作是其精神世界的寄寓。她所有的诗歌创作，都是由心而发，不掺杂一丝功利主义。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向往，无不寄托在诗歌之中。残疾限制了她的出行，限制了她的自由，封闭了她的外在世界，但通过阅读与诗歌的创作，回归到其内部世界，使得精神世界更加充裕，更具内涵。
余秀华的残疾造就了她，在每一个创作的时刻，她诗歌中升华了自己的人生。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是她从自身的残疾中抽离出来，从世人的偏见中抽离出来，获得自身想要的精神自由，获得心灵的慰藉。她以个人的生命体验化解了残疾带来的自卑，找到精神的寄托，与此同时享受着另一种非残疾的健全人生。生理的残疾并不可怕，追求生命的价值，让追求的过程更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