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青年时代曾写过日记外，毛泽东后来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在1938年春，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七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据这个《读书日记》可知：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八百五十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的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九十三页，颇为新鲜”。

      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1937年8月毛泽东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从全党来看，更是如此。面对抗战到来的新形势，干部们普遍有一种知识恐慌的感觉。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有些政治教员，手里就只有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期出版的，大概他已经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的东西他就不知道了，真可谓“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毛泽东说，这叫“本领恐慌”：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进货”，就是读书学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后来十分著名的口号：“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当时，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是什么，怎样认识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凡此等等，随着历史新阶段的到来，迫切需要回答。

      为适应这个需要，即使已经写出哲学上的“两论”，毛泽东依然觉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够。1938年1月，在给艾思奇的信中，他说到自己的研究计划：“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1939年1月，他给何干之写信仍然讲：“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重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和哲学书籍。与初到陕北有所不同的是，这期间研究哲学，主要是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析新形势的理论思维“工具”；阅读研究军事，主要为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到来的历史拐点上，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已自觉地运用哲学工具来分析抗日战争的一些新问题了。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机会主义，“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毛泽东读至此批注：“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他在“许多特殊性”旁画了三道横杠，又加一条曲线，批注说：“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为完善认识工具，毛泽东利用延安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随着大批文化人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他在1938年和1939年，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是一周左右讨论一次。

      1938年二三月间写的《读书日记》，提到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的事。该书是李达1930年代任教北平大学商学院时，讲授社会学（实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达四十余万字。1937年5月出版后，李达给毛泽东寄来一本。据郭化若回忆，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毛泽东告诉大家：“李达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十遍，我已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李达还寄了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他十遍。”从他读《社会学大纲》留下的三千四百多字的批注看，其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至少读了两遍。不仅自己细读，他还把这部书推荐给延安“抗大”做教材，并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读这部书。

      毛泽东为什么看重《社会学大纲》？ 李达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都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中共一大还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即中国共产党的首任宣传部长。后来因和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退党，但仍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很敬佩他的理论勇气，向延安“抗大”和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社会学大纲》的理由就是：在十年内战时期，能在国统区讲授马列主义哲学，出版这样的书，是非常难得的。毛泽东看重此书，还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前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党史上的情况，《社会学大纲》虽然体例上与这两本书相近，但毕竟有一点中国哲学视野，特别是该书第一节“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比较集中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思想。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内容，对书中讲哲学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的批注也最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61年夏天约李达到庐山谈话，还对李达讲：“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十遍，还做了笔记。” 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编辑的约三十七万多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毛泽东对这本书很重视，读了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有三千二百多字的批语。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初读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李达和雷仲坚在1935年6月翻译出版的第三版。不久，两位译者又翻译出版了第四版，1940年代初得到这个新版后，毛泽东又是一番细读，并写了不少批语。

      由此看出，他读哲学，不只为一时之用，更非急功近利，而是视之为解决“本领恐慌”，需长期坚持的悟“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