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原文摘要：文章是对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的探讨。文中通过对史与论不同学科特点、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资料来源的比较，提出并讨论了“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历史文本与史学文本”、“记载的历史与记忆的历史”、“关于口述史与音乐口述史”、“关于音乐历史的集体记忆”等与史学资料性质和新历史主义思想有关的一系列学术问题。最后就中国音乐人类学应坚持的历史研究途径（田野工作)和应面对的历史研究目标（民族音乐的个别历史及其文化意义）提出观点。
一.史与论的不同途径
通过古代音乐史研究现存民间音乐，通过现存民间研究古代音乐历史，这已经成为以往中国音乐研究的成熟经验。但，两者的研究范围及获取资料的途径各不相同：前者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也包含出土文物）研究已经消失了的音乐历史；后者主要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历史上延留下来并存活着的民间音乐。田野工作是音乐人类学区别于音乐史学的重要标志，也是音乐人类学学科自身得以立足的方法根基。
二.通过田野走进历史
田野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物理空间，也是一种人为创造的文化空间。作为文化空间，他可以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可以延续在人们的行为中。所谓“走进历史”就是通过田野的空间之门，从时间观念中走进遥远的历史。作者观点：在物理时间上形成的当先的田野与历史的田野，以现存历史文化事象为中介则可以通过观念时间的转换而形成时间与空间的关联为我们通过当下田野上的音乐文化事象研究这类事象在历史田野上的存在事实提供一个思路。
三.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
历史研究的目的无疑是历史的事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实”。但我们实际上永远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映射着历史事实的某些遗留物——历史的文本——即以文字的、语言的、声音的或实物的形式遗存下来的有关历史的信息材料。这种作为“信息”而非“事实”的历史“文本”，就是“史料”。史料可以反映史实，但它并非史实。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历史事实也比较特殊，其特殊性正是表现在音乐是以多种类型的事象体现其社会存在意义的。
1.音乐的声音——以声学物理方式呈现出来的音乐的声音描述。2.音乐形态——即构成音乐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表现形式。3.音乐技能——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技术才能。4.音乐行为——即付诸于人的行动与音乐有关的各种行为方式。5.音乐观念——即保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与音乐有关的各种思想和意识、知识。这些综合内容合起来便构成了音乐历史事实的全貌。
四.历史文本与史学文本
就本质而言，历史文本作为原始资料可以看做是映射着史实、接近于史实的信息源；史学文本作为参考资料是对历史事实的参考。历史事实是活态文化，史学家依靠文字无法复原活态的历史文化。同时记录这些历史事实的这些历史文本也并非历史事实本身，史学研究者只是通过研究、编排、重组这些材料，再通过文字形式将研究者自己“认为”的历史事实描写出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本。
五.记载的历史和记忆的历史
用文字形式记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在常见的记录历史的方法，由此而保存下来大量的书面文本，这种历史称为“记载的历史”。而相对于文字历史，技艺在头脑中的历史就叫做“记忆的历史”。首先，二者所记历史时限上有区别。前者通过一定方式可以保存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后者由于人的寿命影响以及传承方式一般不会超过150年。其次，两者所在历史的信息范围方面也有区别。前者属于官修历史，可以看作是国家范围方面的一般历史。后者属于民俗文化范畴，一般都是民间俗世，记忆者通常为个人，其看法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性。还有两者在信息的保存方式与传播方式方面也有较大区别。记载的历史具有较大的公信力，受到广泛传播和频繁使用。记忆的历史出自社会个体的记忆信息，不易广泛传播和利用。我们通常把采用文字形式记载历史的文本称为“历史文献”，把历史文献中记述的历史称为“文献史”。而口头传输的记忆的历史，我们可以称它为“口述史”。
六.关于口述史及音乐口述史
“口述史”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主要指使用口头访谈获得的历史记忆资料而写就的相关历史。口述史大都是关于个人、家庭、重要事件、日常生活等方面历史信息的收集研究。
七.关于音乐历史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在共时性方面也表示众人记忆，并通过口耳相传而是更多的众人知晓。众多的个体至少可以补充单一的个体的记忆缺失，纠正个人主观的偏见。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音乐现象是一种社会公共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公共文化，音乐本身的构成形式必须具备集体的规约性特征。
八.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新目标
音乐人类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是田野工作，从保存到特定田野的今天的人们的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获取信息资料来重构历史。我们可以从田野调查中通过观察何从访谈的口述资料中去追溯和重构历史，而不是这一调查对象以外的其他地域范围、时间范围或某一乐种体系范围中的历史。我们把特定地域范围、特定人群范围、特定乐种范围的民间音乐的历史称作“个别历史”；把泛地域、泛人群、泛乐种的所谓“中国音乐史{正史）称作”一般历史“。音乐史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一般历史”，而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的是各地民间音乐的’个别历史“。
作者认为：我们的音乐人类学即便是研究历史问题也应该关注音乐历史的文化方面；也应该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为己任；也应该通过对作为对地方性知识的个别历史的音乐文化历史的阐释为研究目标。
笔者观点：笔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是带着疑问的，民族音乐学（或者说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史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民族音乐学在研究上也要涉及史学内容？在粗略阅读后笔者内心是这样定义的，尽管这个定义是有失偏颇的——笔者窃以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民族音乐学更侧重于“口述史”的运用而音乐史学着重研究和参考的是“文献史”。再者是作者在文中提及的“历史事实”、“历史文本”以及“史学文本”。笔者再次妄自揣测，民族音乐学是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文本”的一门学科；而音乐史学则是将“历史文本”加工编纂成了“史学文本”。这是初次粗览文章时笔者的观念。
随后笔者拜读了赵书峰先生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新思考》一文，又有了与先前迥然不同的看法。笔者此时心中的疑惑是，何必要把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区分开来泾渭分明？在人文社科这种淡化学科意识的趋势下，打破学术壁垒，让田野与文献相通，让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才是秉要执本。于是笔者带着这样的观点再次仔细品读了薛艺兵先生的这篇文章。
笔者现在的看法是，民族音乐学以往一直被学术界所诟病的就是过于侧重对现场资料的收集整理，偏重“共时性的关照与审视”，倡导研究学者对研究对象过去历史的考究与梳理，走进“历史的田野”中，不仅仅停驻在当下调查对象所描述的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口述，还要关注书本文献给我们提供的参考。论文的写作难免会多少带有”主位体“以及“客位体”的主观情绪，但对于个体研究对象全面、深入、细致的挖掘则能最大程度弱化文本的主观意向。笔者以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要注重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同发展，用双视角的眼光来收集、整理、研究，才能生产出更好的更优秀作品。在学习探索的过程中也不能专注于学科之间的界限，但也不能抹平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色，坚持适度原则，一味追求史学视野也会使民族音乐学偏离其自身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