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法家

   1、泛论

相对于道、儒、墨创始人开宗立派的模式（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墨家墨子），法家的成立颇有自身特色，它是集前人大成与一身，由韩非子将春秋战国众多有益实践（符合法家理念的）总结、综合而成。比如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都被认为是法家重要人物，是法家理论及实践经验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些前辈估计生前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最终被归为同一流派。当然这要归功于韩非子的努力。

韩非子师从荀子，荀子作为儒家一派，开创了性恶论的意识形态出发理论。以此将儒家（孔子）不讲如何得利（君子予以义，小人予以利），如何争利的问题，放到公明正大处进行讨论。同时也通过颠覆华夏自强为本的文明立基所在，而将如何“胜人”放到了至高的位置上。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路线，进一步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在‘争胜得利’的实践中典型人物，典型实践，典型经验，进行有益的统合，以改革变法为理论主轴、路线主轴，否定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122]”尤其反对对旧有体制（封建制）的维护；反对墨守成规，强调变法维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战国乱世“废先王之教[123]”“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24]” 。强调争胜胜人来应对七国争雄的现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24]"

并更进一步谈到了实现大一统王权专制的必然性。"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25]

这一系列理论观点，紧密契合了战国末期的华夏历史现实需求。不仅仅从理念，还从实际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从现实中来又回到现实中去，成为助秦完成大一统，从而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就战国大赢家。

2、法家的历史遗产

虽然韩非子对儒、墨应对乱世的路线诸多批判。但是在韩非子综合的法家理念里，却颇多对各家各种有益理念、有益实践经验的汲取。

比如对道家理论的学习，尤其是黄老一派，势、术、法的研究大量借鉴，对儒家君子父子夫妻纲常理念的接受发展“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26]”

除此以外，从管仲以来，众多变法革新的前辈，他们的经验教训及理念，韩非子也以拿来主义的姿态，进行扬弃。

 从‘一切有益经验理念都要学习汲取’的态度而言，韩非子的做派才是夏人（黄帝所在族群）强大并长期占据华夏族最高统治权的真正风范。是华夏政治理念的核心精髓之一。

当年夏人以不失本我的状态，因华族农耕先进而学习华族，因良渚文化农耕水利及政治理念先进而学习良渚。遇洪水积极变法（改举贤任能的禅让制）以应对危局，方最终成就大禹治水的滔天功业。可以说，后来被称为‘拿来主义’（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27]）的精神，正是夏人实现自强的基本信念。坚持自我为前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实事求是立场，唯有此，华夏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同寿！因此在这一点上，法家远超因为政治正确而大幅脱离现实的儒、道等学派。

我们不能否认道、儒、墨等学派的兴起，为华夏文明理念的传承、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道、儒、墨却基于自身的立场、路线、价值观，落入了‘政治正确’的自我设限之中。这种自我设限，往往将现实置于次要地位，这就导致很多时候因为需要政治正确，从而强行让现实来服从政治正确。这种自我限制一旦发展过度，就严重限制了自身寻找符合现实需要、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可能性。这种现象我们常常见到，比如新中国对改革开放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因为政治正确一度凌驾于现实；当下一些自以为的自由派人士为了自己认为的政治正确，不惜宣扬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发了一篇《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竟然大谈在一个战乱、饥荒、海盗泛滥、人民普遍困苦的国度里，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的闪光点；至于华夏明朝末期的党争、今天美国两党无节操的内斗，无不从各自角度展现了政治正确凌驾现实，且不可逆转状态下的可怕后果。

道、儒兴起于春秋，掌先发之利，但是道家基于自身政治正确不敢说改朝换代；儒家基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敢谈如何争利。自我设限最终面对乱世的现实，让自身束手束脚。最终让法家在此问题上，拨乱反正，最终实现后发先至。

可以说，韩非子以集天下大成的心胸，才成就了法家最终助秦一统华夏的赫赫功绩。

法家的核心理念，一句话总结，就是：尊重现实，以正确的变法实现强己胜人的目的。

他集中围绕在以下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改革、变法、重农、耕战、举贤、严刑等等。

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展开讨论：因为华夏族生产力经过商、西周青铜器、铁器的大规模应用，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私田出现，逐步开始瓦解周初还存在与分封制对应的井田制。社会需要更多的地主、自耕农。这些具备更高主观能动性的农业劳动者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于是生产关系开始逐渐改变，而这个改变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对生产组织方式、基层组织形态、以及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行政治理体制等等进行全面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现状，这种社会内在需求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在政治层面引发对体制的变革推动。

因此这时诸侯如果还坚持旧有分封制体制，显然是无法有效适应现实的而只能被淘汰。因此改革的有效性决定了进入更先进社会的程度。商鞅变法，城门立柱，表面上是说为了建立政府的信用，但是事实上，这件事完全打破了分封制构建的，从底层平民到诸侯王之间多层贵族分封治理层级。诸侯王的赏罚直通百姓，而不再受原有中间贵族层级的架空。于是诸侯王的法令政策通过变法，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社会的组织动员程度得到了大幅提高。

我们当下往往用汉朝以后的王朝体制来理解春秋战国时面对的旧有的分封制的问题，这会让我们认识理解出现偏差。分封制类似与西方一直有的贵族体制（今天西方主流的联邦制、邦联制都是相关贵族旧体制的变相遗存。其中央权力到底层百姓之间治理通路往往不能直通。各州、邦的权力机构具备类似下层分封贵族权力结构，横亘在中央和百姓之间。使得其中央治理效能远远无法达成中央直管的华夏郡县制的水平。西方联邦制、邦联制的这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还看不出其太大的危害性，甚至能引发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分封制’的浪漫遐想和崇拜。但是一遇到挑战，这个体制的致命落后性就呈现出来，从2020年西方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我们就能看到。典型的就是美国，其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竟然形成了竞争和敌对关系。数十万美国人民命丧病毒之手，但是其制度结构竟然在无动于衷与互相扯皮之中始终形不成抗疫合力。笔者大致判断西方联邦制、邦联制体制，至今还没彻底跨过华夏春秋战国那道坎。），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诸侯王下面分封一些大贵族、大贵族下面还有自己的小贵族，如果封地过大或者封地重要性很高，这个贵族层级可能继续增加，这个金字塔在最下面是平民和奴隶。这种体制下，诸侯王的法令是无法有效从上一下插到底层民众这里，需要从诸侯王向下一层层到各级贵族下达，最后才能到百姓及奴隶。而后世的帝王王朝制度（郡县制），则呈现很扁平的结构：按今天的说法就是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二元结构（当然这是个简单化的描述，事实是不同朝代，这个结构具备各自的特殊样式），连接这两个阶级的是皇帝任命、服从于皇命的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