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攻击戏剧时，他也是在攻击启蒙运动中的世界主义。他对不同民族原生文化的呼吁基于各民族迥异的文化习俗，这让他成了民族自决理想的先知，而民族自决的理想在现代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卢梭对现代文人共和国的批判是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别的现代现象，其诞生并不早于18世纪晚期。自古以来，就有由语言、祖先和领土划分的各民族，但过去此类划分从未与政治上的划分相一致。帝国或国家并非在语言或文化上同质的组群，而是在法律或领土上同质的组群。政治单元通常比民族单元更小，例如希腊城邦，或比民族单元更大，例如哈布斯堡或罗马帝国那种大型多民族帝国。民族的新观念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卢梭使人相信，民族组群应当和政治组群同一。

卢梭是所谓“民族—国家”这一怪异混合物——首次出现在政治史中——的理论家。民族国家被认为是城邦和帝国之间可被接受的中间物，而这两者先前曾是政治组织的主导形式。如何将一个民族，或者说人民，与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治组织相结合？为了完成这种统一，人民将被磨平他们先前的神学的、种族的和部族的身份，并被转变成一个行使立法权利的民族。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只有以集体身份存在的人民——而非国王或立法团体——才是有主权的。民族将不再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一定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它将是一个主权存在于其中的人格团体。

民族是什么？西耶斯神父曾经问道，“是生活在一部共同的法律之下，并由同一个立法机构代表的联合体。”这一定义成功地将民族的自决主张同国家的政治统一结合了起来。民族是能够代表国家或成为国家选举代表的团体。现代国家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其民族性要从政治上界定，而政治权力则用来表达民族意志。自18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显著地推动了这一进程——出现的这种政治形态，被称为民主共和国。

卢梭认为民族主义相较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具有更高的尊严。他所抗拒的并非真正的世界主义，后者是一种罕见而珍贵的事物；相反，他抗议的是一种虚假的世界主义，他警告到，这种世界主义预示了一种新个体，一种真正的新人类，即他首次分离出来并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个体。资产阶级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尽管存在民族差异，但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拥有共同的品味、娱乐及情感。

卢梭把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公民的排他性进行比较，公民由一种强大的归属感驱动，隶属于某一民族；而资产阶级能够四海为家。公民的伦理是对国家的爱，而资产阶级的伦理则是对人的爱。

卢梭知道，现代将是资产阶级的时代，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时代将采取何种形式？从康德到黑格尔，到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再到密尔和尼采，卢梭之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将处理这个卢梭所遗赠的问题。

（以上内容摘编自《现代性及其不满》第9章“卢梭的反启蒙：《致达郎贝尔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