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余先生曾打趣地说道：“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
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余先生的一生，是在频繁的奔波和迁徙之中，多次与亲人的聚散离合的一生。
他写下《乡愁》，就是为了表达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景。
现在，乡愁对于他来说，终不再是一座矮矮的坟墓。
先生此去乘风，终与母亲相逢，了无乡愁，他的母亲在里头，他也在里头，永远在里头......
可很遗憾，乡愁却还是那座浅浅的海峡。
他终究没看到祖国的统一。
但这一次，
老先生，回家了。
愿您伴着起自长江与黄河的安魂曲，坦然睡去。
天堂，不会有乡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