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问世一千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主题的理解不下十种，至于哪些，想必已无须多言。笔者今日所述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即其主题有二：一是爱情主题，一是政治讽刺主题，且主题有主副之分，爱情主题理应居主导地位。
分析作品不能抛开作者，不能抛开时代。我们不妨先从创作心理这一角度探索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的思想、个性、气质及其他相关问题。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倾注了他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写《长恨歌》时，白居易虽没有结婚，却已品尝过爱情的酸甜苦辣，经历过爱情中的微波巨澜。他有过甜蜜的回忆，更多的是相思之苦和生死离别之悲。白居易正是有了这些感情储存与积蓄，才有了创作《长恨歌》的感情基础。而这种感情基础无疑来自他与初恋者湘灵的生活感受。他创作《长恨歌》时作的一首诗《冬至夜怀湘灵》中写到：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具作独眠人。
湘灵是白居易二十二三岁时的邻居，他们早已相爱，未受礼教约束，已同居过。（1）“艳质”，如《长恨歌》中“天生丽质难自弃”之“丽质”，此指湘灵美丽之姿质。“寒衾”，指白居易独居之衾，像《长恨歌》中“翡翠衾寒谁与共”一样，其滋味是相同的。此外《寒闺夜》写的比较风流蕴藉，《生离别》、《潜别离》大约是白居易离家时所写。他知道此次别离后他们就无法结合了，所以写的十分沉痛。湘灵曾送白居易一双鞋子，但愿两人“双行复双止”，白居易十分珍惜，十余年来不曾离身。
我考证白居易与湘灵关系的目的在于论证：三十五岁未婚的白居易，与湘灵相好已十多年，他深深地爱着湘灵却无法结合，所以心中怀着绵绵长恨。这种郁结的感情，正好借《长恨歌》得一次倾注、发泄的机会。其中虽然有政治讽刺的一面，但白居易把杨玉环和李隆基当作一普通生死之恋来歌颂，显然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因此应看到这种感情的真挚。其中“长恨绵绵”与白居易心中深深地爱着湘灵却无法结合的感情郁结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所以从作者自身来讲他已有意无意的把爱情作为了《长恨歌》的主题。
我们再把分析的角度拉回。读完《长恨歌》后，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白居易为什么非要选择李杨作为爱情描写的对象呢？难道李杨这样的人也会有真挚的爱情吗？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事人双方的爱慕应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2）恩格斯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所指的是王公贵族年轻时由父母或他人决定的那种包办型婚姻。而李杨显然不是这样的，李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而非政治上的目的。有人说《长恨歌》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就点明李是一个重色的帝王，有后宫佳丽三千，还嫌不足。我想这大概是天下男人尤其是帝王的通病，假如每个人都有如此条件的话，大家或许都会这么做的。“佳丽”虽多，无奈没有最爱，多年求索，自非单纯为求美人，因为美人早已“泛滥”了。那么，是为寻求爱情吗？我想是的，这从李后来的表现中可见一斑。“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这些诗句都说明李动的是真情。从感情持续的时间（共同甜蜜的生活了十多年）上看，也可以看出李是一个情种。杨虽然是“以色入选”，但色绝非李杨关系的唯一基础，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这是他们爱情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李寻到了自己的爱情。
此外李杨的爱情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结果，所以作者无意把国乱归咎与“女祸”。历史上的唐玄宗，曾在二十五岁起兵讨伐韦后，挽救了唐王朝，结束了高宗以后宫廷政变不断，中央政权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曾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后犯了骄奢之病，逐渐丧失了进取精神，陷入了昏迷享乐之中，言莫予违，任用奸佞，屡兴大狱。而李杨的爱情就发生在这个转折时期，因而他们的爱情便成了政治讽刺论进攻的牺牲品。从根本上说，唐玄宗后期由奋发有为变的无所作为，由勤政治国到贪图享乐是因，他的迷恋杨贵妃以及贪色忘朝是果，而不是相反，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杨还是杨李的爱情都是无辜的。
那么，《长恨歌》里有讽刺的成分吗？有的。诗的前一部分中“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若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和“遂教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句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这些显然不关杨的事，而针对是李转折后的享乐。尽管如此，他们的爱情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政治上的腐朽性，此点已有多人论证，在此不再多谈。
白居易对李杨爱情深厚的一面及“长恨绵绵”的结局寄予了同情，并给予讴歌和咏叹；对李杨爱情的腐朽面，又有所不满，并给以委婉的讽刺。这就形成了《长恨歌》讴歌与讽刺、同情感伤和不满批判的双重基调交织的特殊风格和多元化的主题。
这种双重基调交织的风格，在《长恨歌》中是贯穿始终的。不过在诗的前半部分讽刺基调昂扬些，而后半部分讴歌同情笔调强些，显得浓郁，长恨绵绵。纵观全文联系作者写作心态，可以看出爱情与讽刺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而不是有或无。《长恨歌》绝非前后矛盾的作品，只是爱情的比重大一些，讽刺的比重小一些，而且这种讽刺多是指向唐明皇的，而且不是指向他的爱情，是指向他的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对杨则更多地是寄予同情，“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3）白居易笔下太真仙子（杨）显然是一个寂寞含情，哀愁无限的痴女子形象，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事实上历史中杨也未表现出其对政治的野心。鲁迅曾为安史之乱事为杨慨叹“关于杨妃，禄山后的文人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许多坏事都有她，……女人替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4）。唐书记载，杨妃除“衔土请命”劝阻玄宗令太子监国外，无任何利用身份和受宠干预政事的行为。至于杨家的权势亦非杨的要求，况且杨国忠拜相是杨封妃后七年后的事情。杨国忠取得唐玄宗信任是因为他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刮民财扩充国库，其中或许也有玄宗爱屋及乌的成分，但这也不能怪杨，况且这根本不是主因。所以杨妃“女祸”案该真相大白了，他们的爱情相对来说还是纯洁的。
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长恨歌》确实在咏叹爱情，同时又闪耀着讽刺的火花，隐藏着讽刺的潜流。其主题有二，一是爱情主题，二是政治讽刺主题，前一个主题占主导，后一个主题中讽刺的锋芒更多的是针对玄宗的骄奢享乐。
参考书目：
（1）《唐诗故事集》 王曙 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第74页
（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03——304页） 李道英 刘孝严 东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4）《花边文学 女人未必多说谎》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