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句中所说的王谢，即是在东晋时期执政一时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

最近在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所以这是一篇观后感，严肃的观后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我极其感兴趣的一个时期，常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规律，统一的王朝终将分裂，而分裂状态下的各地方又将通过战争重新建立统一的王朝，诸如战国之后的秦汉，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但晋朝，特别是东晋却似乎是跳脱出了这个规律，在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之后西晋得以建立，然而在司马炎死后短短一段时间便掀起了八王之乱，而后诸王借助北方各胡，酿成了“五胡乱华”，遂成南北分裂之势。

由此，当我们对东晋特殊的皇权变态时期进行探究时，首当其冲逃不开的命题就是八王之乱。众所周知，司马家得以确立晋祚是移了曹魏之鼎，而当司马炎称帝踌躇满志之时思虑前朝之亡，则将其归咎于曹氏宗亲手无实权，“淮南三叛”被镇压之后，曹魏便再无可以与司马家相对抗的实力，因此司马炎即位后，便大肆分封司马氏子弟为王，掌握了地方实权。然而，尽管司马炎壮年时尚且头脑清醒，却在立皇储上犯了糊涂，将皇位传给了智力障碍的司马衷，更巧的是司马衷的妻子贾南风是个其貌不扬然而权欲极度旺盛的人。

自古都说什么红颜祸水，比如妲己、褒姒、杨玉环、郑袖等等，然而大多数不过是为了掩饰统治者无能的一种借口，然而将祸国殃民这个词安在贾南风身上确是并无不妥之处。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贾南风即是八王之乱的挑动着，为了争权夺利，引在外藩王进京，彻底跳动了各地诸王的敏感神经。

至于八王之乱的具体过程，暂不做具体的介绍。我们先对八王之乱与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在八王之乱的最后，司马氏的藩王们大多死伤殆尽，终形成了司马颖在邺城、司马越在洛阳两王相对抗的局面，在两王势均力敌之时，竞相招兵买马，司马越拉拢了鲜卑、乌桓，司马颖则将匈奴拉在旗下。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司马颖失势，刘渊、石勒打着司马颖旗号纵横江北，身处洛阳司马越和西晋皇室也被拔出，终成“五胡乱华”。

然而，司马越却提前埋好了一颗棋子，即是此时正在江左稳住阵脚的司马睿王导的联合势力。之所以说是联合势力，即是说此时的江左并非是司马睿一家独大。恰恰相反，司马睿反而是力量弱小的一极，只是因为封地位于琅琊，与琅琊王氏有世交，且投奔了司马越得以被委派至江左维持粮草通道，才能在江北倾覆的情况下，在琅琊王导、王敦的扶持下得以上位。即是，东晋政权初始便是依赖于士族才得以苟全的。又正因此而成全了东晋初年琅琊王氏的煊赫地方，奠定了“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要了解“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也即是要了解这些与司马家“共天下”的门阀们。东晋门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曾执掌中枢的权要门阀，一类是在外围的次等士族。而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和高平郗氏。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两两分组：第一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是“共天下”的起端，而太原王氏则是门阀政治的终结；第二组，颍川庾氏和谯国桓氏。这两家皆不像王家、谢家那样子弟成群，基础都比较薄弱，往往在代表人物（庾亮、桓温）死后快速败落，但桓氏与庾氏稍稍不同的是，桓氏除了一个一度移晋鼎的桓玄。第三组，陈郡谢氏和高平郗氏。这两家都在各门阀以及门阀和皇权的对立中起到了缓冲作用，而且两家都与东晋后期影响政局的北府兵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再对门阀政治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门阀政治建立的条件有三个：其一，皇权衰弱；其二，士族专兵；其三，北方的虎视眈眈。

首先，皇权衰弱是东晋建立之初就存在的问题，根据司马越和他的谋主王衍最初的构想，是要在江左设置一个强藩，然后司马睿却与之不相符。且永嘉南渡之后，侨姓士族与三吴士族形成了强大的士族力量，虽然侨姓士族与三吴士族以及各自内部的士族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龌蹉，但他们都清楚要想保持门阀政治的稳定除了不能一家独大之外，皇权也不能兴起，因此士族们在防止皇权兴起上都是一致的，诸如王敦的第一次叛乱、士族对庾亮桓温的制衡、桓玄叛乱的初始阶段等。

其次，士族专兵即士族掌握军队，这是保证门阀政治存在的武力基础。曾当权的四个士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都掌握了军队，其中的谢氏还重建了北府，后来的北府兵的统领刘牢之、刘裕都成了影响政局的人物，刘裕甚至代了晋祚。然而淝水之战后，孝武帝有意振兴皇权，提拔其弟司马道子录尚书事，后谢氏的当门人物谢安、谢玄相继去兵权，并在数年间相继离世，后起的太原王氏则根本未曾掌握兵权，沦为了皇权的附庸，且其余士族再无出众人物。自此，门阀政治的基础已去。然而，此时的皇权确是腐败不堪，不仅没有趁机重振皇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却又开始了内斗，东晋也已显露灭亡之象。

最后，东晋时期的南北方对立，与其说是民族对立，不如说是阵营上的对立，北方的刘、石政权，为司马颖的旧部，而江左的政权又是司马越的遗部，因此早期的南北对立更像是八王之乱的延续。而在前秦统一北方之后，南北关系的主线则开始向民族关系转变，然而在淝水之战过后，统一的前秦迅速破败，北方又陷入混乱局面，暂无南下之力。由是，在南方内部不安的情况下，南北却保持了一种诡异的平衡状态。

除此，东晋政局中还要特别留意两个问题：一是流民和流民帅的问题；一是长江上下游分陕的问题。

东晋政府对于流民始终保持着又要用又要防的矛盾心态，比如平定王敦之乱便是听取了郗鉴的意见借助了流民的力量，然而却酿成了其后的苏竣之乱，这是他们所史料未及的。而其后，谢氏则在郗氏在京口经营的基础之上在京口建立了北府兵，而北府兵的来源正式来源于流民和其中的次等士族，在其后的政坛上，随着士族的没落，北府兵最终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由刘裕倾覆了东晋政权，开启了南北朝时代。

另外便是上下游分陕的问题，按照东晋政局的惯例，权臣往往建方镇于长江上游的荆州、豫州等地，而皇权及拥护皇权的士族则控制下游的扬州、徐州等地，甚至形成了襄阳、京口两个军镇相持的局面，以此形成了门阀政治的奇妙平衡。当有北方入侵时，上下游协同抗敌。当时局平稳，又陷入对各州的争夺之中，然而却往往是一个当权士族对抗皇权和其他士族的联合体，因此而形成了王敦、苏竣之乱至孙恩、卢循起义之间七十余年的南方和平，不由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

写了这么多，与其说是观后感，不如说是我把看完之后自己所清楚、所理解、所记忆的田余庆先生本书的观点做了一个概括，且有照搬之嫌疑。

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一个极其奇妙的时代，不仅有门阀政治这一奇妙的皇权的变态形式，也是秦汉和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期，同时在这个时代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一个思想泛滥的时期。

总综上述，大概只有四字，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