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开战
愚昧与邪恶势均力敌
可渐近和平的智者们
开化太久
称之为——
阶级战争
背景简介
满清统治者通过修纂《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清洗，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的书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那么这些150000多部书现在还存在吗？
总纂修官—纪昀
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禁书浩劫
更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乾隆酋长在即位初，曾颁布谕旨征书，其出发点是遵循“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资治理”，“垂范方来”的传统，要求充实内库庋藏。随着办理征书三十余年之久，乾隆遭遇的政治矛盾日益增多，了解各种著述情况更加深入，积累统治经验亦更加丰富，因而他的思想随之发生变化。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下令开馆篡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历史学家黄云眉语），标榜文治，寓禁于征，即利用篡修《四库全书》之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调图书，进行严格审查，有删改，有抽毁，有全毁，对收藏禁书者严惩不贷。这些措施，首先主要针对书中记述明清两代为满族统治者所嫌恶讳言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观念，触犯封建礼制，违反程朱理学的内容，因而严惩作者及其子嗣甚至追究已故的作者，掘墓戮尸，惩办后人。其次，即对作者，因人废言，认为作者犯上，则不问其言有无不当，均加以毁弃，以将某一作者言谕全部清除净尽而始快。而这个过程中，满洲大酋长乾隆的督催，督抚的操持，府县的经办，教职左杂的奔走查访，举国侧目而视，上下告讦成风。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它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中，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三千种，删改书无法计算，禁毁书籍总数在十万部以上，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销毁版片八万余块，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经以及惩办亲属难以计数。
禁毁给典籍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人些绝迹。但是在严酷的禁毁之下仍有许多优秀的典籍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留，或者是无意中幸免遇难，或者是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有意藏匿。总之有一部分禁书幸存到今。
幸存的禁毁书以其自身含有的历史真实性和传统文化精华，唤起人们的良知本能。乾隆以后，抗清起义见风起云涌，外国侵略纷至沓来，国事日衰，朝廷多事，文网自然趋于松弛，一些禁毁书于是稍加删削掩饰，甚至以本来面目单行或编入丛书行世。入民国后，这一进程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更宽松地进行。这当然是很可喜的事情。但是劫后幸存的禁毁书，每种存世数量都很少，且绝大多数是善本，甚至是孤本。它们都处在濒临灭绝的状态。少数单印或编入丛书世行，对于拯救旦夕濒危的全部禁毁书来说，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挽救
唯一的办法，只有辑印全部迄今幸存的禁毁书。尽管学术界认识传统文化的这块瑰宝，不少学者也积极从事禁毁书籍研究和禁毁书目编刊，但是，印行全部幸存禁毁工程的艰巨性，决定了这项工程尚无人敢于承担。
这种状况持续达两个世纪。再这期间，可能又有禁毁书散失，但已无法查清。
直至一九七七年，我国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才首次完全以禁毁书为收录对象，印行《清代禁毁书丛刊》。这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因两岸隔绝，台岛书源不足，今所见到的伟文启动的工程仅出书少数种即告中辍，续刊或独有待。
相对而言，完成这样的工程，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具备应有的主、客观条件多一些。几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几位中青年图书馆工作者、学者提出编纂、了出版现存禁毁书的设想。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一些同仁、学者踊跃响应、参加。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摸底调查，综计还有约一千五百种左右的禁毁书存世，这些书收藏既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图书馆（室）、各单位和私人手中，少数大图书馆收藏较多。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得到北京市川山技贸总公司从资金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决心实现自己的设想，把禁书人四面八方汇集起来，编辑成册，定名《四库禁毁书丛刊》，分期影印面世。于是以这些图书馆工作者、学者为基本队伍，邀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一些文史专家、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委员会并所属各部，聘请学术顾问，广泛征求意见，积极开展工作。
意义
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四库全书》不全，是众所周知的。其大量的书只著录在存目中，仅保留目录。如果加上存目各书，当时的典籍亦非齐全。因大量的禁毁书是从跟本上排斥的，如果没有禁毁书，会在当时文献的全貌上留下一片很大的空白。《四库禁毁书丛刊》首先是为填补这些空白而编印的，它与《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互相补充的。《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四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清晰地显露出从当时到清末中国古典文献的庐山面目。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是适应全部保存其存没于一线的禁毁书的需要，采取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
四库禁毁书是篡修《四库全书》其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集部有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一些作者的总集，更多的是某个作者，包括一些文学派创始人的别集，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当时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别集，著名风骨亮节人士的别集，如南明史专家朱希祖先生所说：“凡南明殉节之臣，其文集往往于禁书之列。”其中有不少煊赫一时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著作有许多实属中国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书籍。史部书禁毁的重点，集中在关于辽事（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图抹杀、毁灭、篡改这些历史事实。涉及到各种名人私传或官修明史的著作也很残酷。一些地方志亦被殃及，甚至跟据雍正谕旨颁行全国、以便人人观览知悉的《大义觉迷录》，都成了禁书。真是所谓“于先朝手泽，祖宗事实，尚可任意存废，何论其余？”（史学家孟森语）。地方志等遭禁毁，最清楚地反映出禁毁面的广泛，扩大化。经部、子部和丛书中的一些书籍，在禁毁狂潮中亦未能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