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规的学术著作标准来衡量，《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开篇就犯了一个当今美国社会学界的大忌：切入口过大，一股脑儿抛出几个涉及两千年帝制中国史之基本特征的大问题，且数据来源受历史条件限制因而难以保证数量和质量。乍一看，这本野心勃勃的书简直就给自己挖了个填不得的天坑。但换一个角度，分工过细而碎片化也是时下美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弊病。此外，谁说科学家的严谨和教条化的方法中心论不可能被一个理性化后不断自我强化的科层体制所用、转而来窒息创新的出现和新领域的拓生？这也是我认为赵老师的这本《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之意义的所在。虽然，他在这200字不到的篇幅内为帝制中国的庞杂特征所提供的解释，或此或彼令人生疑，但他引入西方政治社会学（尤其是Michael Mann的权力理论）以解释中国帝制国家的科层化过程本身就在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交叉点上极具的想象力，而他在条件受限时对若干数据的处理也灵光频现。总的来说，这是一本论证不足、但充满启发性的好书。
赵归纳认为，帝制中国主要有以下七个特点：1、帝国政体自公元前221年正式建立后，其基本形态延运续祚绵延不绝，一直至1911年方息；2、秦灭六国前后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发展了科层选拔体制，远早于其他任何文明；3、强国家的传统；4、军队由文官控制，武将的军事权力受限；5、主要通过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来实现帝国在北方的扩张；6、宽容异教；7、商人阶级不具有重要或独立的政治地位。赵提出的问题便是，帝制中国的以上特征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性化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他在解释时参考了西方学者对欧洲封建战争和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提出了两个解释机制：1、战争驱动型冲突（war-driven conflict）催生了效率导向型行为的发展，进而影响宏观社会演变；2、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导致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在中西方的封建战争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第一~四章）
在历史断代上，赵将春秋战国时代（B.C.771 – B.C.221）分为三个阶段，霸主时期（B.C.770 – B.C.546），转型期（B.C.546 – B.C.413），和全民战争时期（B.C.419 – B.C.221）。西周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周王派遣王室成员及其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这些据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城邑-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诸侯国与周王之间的血脉纽带变得日益松弛脆弱。而他们也从周人处学得了生产和组织社会的基本知识，逐步取得相对于周的优势，为日后的诸侯混战埋下伏笔。（第五~六章）
随着西蛮犬戎联合申、缙洗劫镐京灭亡西周，迁都后的周王室不再有能力对诸侯国事实有效控制，野心勃勃的诸侯国开始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开启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序幕。在最初的霸主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力还较为弱小，战争也一般在邻国之间展开，行军距离较短。当时战争的目的是掠夺战利品和夺取霸权。战败后的诸侯国沦为霸主国的属国，其内政外交往往被霸主国把持，后者还要求其提供后勤及军事支持。而一个诸侯国一旦成为霸主国，会选择通过保护周王室来获得合法性。由于难以尽心远距离作战，赵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四大战区：东方（中原）战区——以齐为主，南方战区——以楚为主，北方战区——以晋为主，西方战区——以秦为主。不同于《春秋》、《左传》的记载，赵认为鲁国史官的记录受其自身国家利益的限制，在短距离作战为主的时代并不关注远方的威胁，因而在开始时过度强调了鲁周边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为了史书中的偏差，赵指出郑国与相邻的晋、楚的结盟时间基本等长，也就意味着晋并未如《春秋》记载、取得相对于楚的绝对优势，且从行军距离上看更可能落于下风。由此，赵认为春秋时期基本维持了大国间的平衡，很少出现如今日美国的独霸局面。这一部分的论述有证据不足之嫌，虽然以行军距离为指标考察当时一国的作战能力乃至综合实力具有令人赞叹的想象力及洞察力（在春秋时代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条件下，长途作战需要的后勤补给以来较之别国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此否定大国间此消彼长之可能性的存在，却是不足的。战争的一个后果，是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大国逐利弃礼于前，小国群起而效尤于后”。“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战败命陨于泓水。赵国更是摇摆于晋、楚之间，“唯强是从”。周礼衰败，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成为诸侯国立足于乱世的不二选择。对于新占的领土，强国的管理方式于此时出现了两条路径。一种是延续封建制，即诸侯王分封公室家族成员或公卿大夫，赵称为“二级封建化”、“三级封建化”。很显然，这种方式使封建制固有的危机进一步深化，引发诸侯国君与世卿贵族间的冲突。另一种是（郡）县制，即诸侯国君委任官员（县尹）进行管理。作为最初去封建化的科层制形式的萌芽，（郡）县制在当时却并未能完全避免封建危机。因为最初的县既是行政管理单位，又是军事单位，为县尹坐大提供了可能。随着这些矛盾的日益显著，历史沿着其逻辑由霸主时期向新的时期过度。（第七章）
封建危机、贵族分权最后埋葬了霸主时期。不同于传统史家，赵提出霸主时代结束于晋楚弭兵。他以召集会盟次数和参加国的多寡、战争卷入国数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指标，并结合地缘政治的劣势，认为之后崛起的吴、越并不具备比肩之前霸主的实力。在转型期，法家改革率先在地缘政治形势极其不利的魏国打响。提升国力后的魏国对周边诸侯国形成威胁，刺激了这些国家的改革，而相继而来的改革增强了诸侯国的军事能力及扩张欲望——即，战争驱动型改革。（第八章）
改革后科层制逐步发展起来的诸侯国将不断提升的国力投入到新一轮的战争中，时代也由此进入全民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战争目的由争夺霸权转为扩张土地，因而也发生了多次屠杀上万的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20次死亡超过2万人的战争中，15次发生于这一时代。由于战争的需要与激发，法家改革导向了强势国家的兴起。如吴为入主中原而兴修邗沟、菏水。也是由于战争的高昂成本，当时的诸侯国力行经济改革，弃责薄敛，通商宽农，轻关易通，导致了一批商业城市的涌现。但为何商业城市的崛起在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股有效制衡国家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国家权力却能将经济权力纳于控制之下？赵认为，关键在于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先于国家的集权化进程发展为商贸中心，当军事冲突上升时，能力微弱的国家只能通过与城市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筹措军费、征募雇佣军，由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相互妥协的关系。而在中国，商人阶级从未组织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商业城市也从未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反而成为诸侯国战争的争夺对象。商人（以吕不韦为例）试图从体制内部获得权力，因而与政治权力形成零和博弈的局势，并最终溃败。（第九章）
自秦以降，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大一统的帝制时代。随着战乱的结束，政权的稳定性越来越维系于统治阶层与科层制精英、科层制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常规性合作。乱世不受见待的儒家思想立刻变成极具吸引力、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的意识形态学说。董仲舒将天命观引入正统儒家体系后，儒法国家逐渐凝固为帝制国家的主要国家形式。意识形态上，儒家学说充任合法性基础；实践层面上，法家学说作为政治权术得到大用。国家政权进一步与儒士结盟，这一基本形态也虽有断续仍绵延不绝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史。在讨论资本主义为何未能在帝制中国兴起时，赵提出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政治条件，即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自治型经济城市。这一条件在宋朝相对具备，却随着元灭南宋而终结。（第十~十一章）
对于开头提出的问题，即帝制中国的特征和科层化、理性化的趋势如何在东周时代逐步形成的，本书提供的回答在质量上并不一致。首先，对于科层化趋势在诸侯国的蔓延，赵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即一个地缘不利、境外军事威胁严重的国家，最有动力厉行改革，摈弃周礼，更加实用主义、理性化地管理国家、提升国力。当然，县制早在西周便有，之后作为军事扩张的产物，更多地为霸主国家采行（如楚、晋）。随着战争不断进行，且科层制、理性化管理的优势不断显现后，为各国所竞相效法，而受威胁越大的诸侯国，改革的动力越足。由于可以理解的、史料上的匮乏，赵未能真正解释——哪怕是描述——科层化的县制是如何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也未能描述，是什么导致了部分诸侯国选择二次封建化的同时，另一部分选择了郡县制。一个可能的猜测是与一国新征服领地的多寡及国内贵族势力的强弱有关。对于商人阶级为何在中国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本书也给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回答。商业城市兴起相对于国家集权化进程的早晚及二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强弱，对形塑二者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儒士）的结盟解释了文官相对于武官在朝中的核心地位，但另一方面，帝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为何能够与政权长期结盟？军事权力的相对劣势地位究竟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恐怕并不是本文能够回答的，或许还要从帝制中国的地缘优势角度加以分析。显然，和平年代武将在朝中影响力微弱，而一旦战事连绵，武将便有功高震主的可能。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军事权力的重要性使其作为潜在的替代者，而与在位的帝王处于竞争状态，而相反，意识形态权力因不具有抗衡政治权力的可能性，而被推向了与之结盟。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在提问、立论上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赵分析的对象是东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及国家制度建设，当其将分析这一历史阶段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用以纵览整个帝制中国史时，他得出的简单机制（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结盟，科层化后中央集权的政体）在浩渺的历史长卷面前，开始显得单薄。这并非是说他的机制不具有解释力，但证明其解释力显然已超出了本书的能力范围。不过，本书提供的一个很有研究潜力的视角，是将Mann的权力理论引入了对中国国家构建史的分析。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从这四者之间的强弱变化关系，确实可以透视中国国家的强势和衰弱，尤其在明清一朝，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对思想的格外严苛，及近代中国相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落后，赵都提供了可能性的解释。即使跳过他的通篇立论及对传统史家共识的大胆挑战，这个视角依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想象力的源泉。此外，赵的研究也暗示，在对战争的社会学研究中，后勤保障及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应比前线统帅的运筹能力更加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