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里，我先后失去了三位重要的亲人。
第一位是干爸。
2014年10月4日下午，刚陪北京来的同学逛完古镇周庄的我瘫软在沙发上，正迷迷瞪瞪时，电话响了，看了下是"阿福Papa"——是干爸的来电，立马接起却半天没有声响，感觉不对劲，老头儿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连着叫了好多声，突然传来一个女性声音：“你干爸脑出血正在手术中，在第一人民医院。” 听完我一下子就懵了。
我到了医院才了解到，那天上午干爸和干妈一起在公园锻炼后干妈去菜场买菜，他自己回家去。姐姐和姐夫一家去了福州游玩，他感觉不舒服时可能也尝试求助，但直到干妈回到家发现他已经倒在家门口不省人事。
术后干爸住在ICU ,医生说下面有许多关要闯，全家人心急如焚却使不上半点劲儿，只能不停祈祷他能醒过来。脑水肿高危期里面我是数着每一分每一秒过的。熬过了最危险的72小时，医生说还有一周；还容易等到了一周后，CT 显示脑水肿有减轻，可是人还是没有醒过来，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段时间里除了等待，我和姐姐请脑外专家来会诊、送检查片到上海求会诊、姐姐甚至请大师看家宅风水等等。用姐姐的话说，不管有没有用，只要可能有帮助我们就去做。
然而天不遂人愿。术后脑水肿渐渐消褪，老爷子睁开眼但并不认识人，定向力认知力都还没有恢复便又高烧昏睡不醒。医生怀疑是肺部感染了，细菌培养果然是最凶险的鲍曼不动杆菌。又一轮看不到硝烟的战斗将病人、医生、家属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10月22日深夜，姐夫突然打电话来，说干爸突然心跳呼吸骤停，正在抢救中。
自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脱离过呼吸机，也再没有睁开过眼睛。
之后，全家商量决定还是转到上海长征医院的ICU，寻求更好的监护治疗。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得到了许多帮助终于使得转院过程很顺利，然而治疗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转去上海后的第二天一早，ICU的陈教授便打电话给我，当夜再一次心跳呼吸骤停，目前完全没有自主呼吸。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带走了最后一丝希望。一周后我再去看他，踏进ICU病房的一瞬间我、就崩溃了，完全不是一周前我们护送来时的容貌和状态，我内心大恸亦清明无比。
一个月后，也是全家商议之后决定将干爸转回本地医院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直到12月8日21:00离世。
干爸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刻意地回避着去他家，仿佛这样就可以骗自己说他还在——还在家里种菜、遛狗、接送小妹妹上学、和干妈一起锻炼，过着如常的生活。
可是统的烧七仪式、悬挂在客厅里的遗像、无人接听的电话都在提醒着我：他走了。这个——总会在周末打电话说：带妹妹回来吃饭啊——的老头；会给我讲笑话、告诉我办法总比困难多的老头；喜欢钓鱼和喝酒的老头，他走了。
我能做的，就是一程一程相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