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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病房里，我被捆绑在床上，手上，身上都是淤青，勒得生疼。任凭我怎么嚎喊，始终无一人回应。
就在我绝望时，护士进来了，打了一针镇定剂。没一会儿，药物发作了，朦朦胧胧中，昏昏欲睡。
于是，在睡梦中，我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
梦里我和苏木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奔跑，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累得气喘吁吁。跑着跑着忽然没了路，我们已然站在了悬崖边上。
这是悬崖与天空之间忽然架起了一道天梯，我很好奇，一步一步扶着天梯上了楼，上面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和苏木是一对青梅竹马，在我还没有人格分裂以前，我们非常相爱。可以说，我许小萌这辈子最爱的就是苏木了。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跟着母亲一起生活，那时母亲的工资很低，我穿的吃的都不如别人，因此受到了许多冷落。
那时候所有人都欺负我：有人朝我吐口水，有人把口香糖粘到我的头发上，还有的说我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只有苏木，我最爱的苏木，他不嫌弃我，缓缓向我走来，朝我伸出手······
他搀扶着我从地上爬起来，替我拍拍身上的灰尘，抠掉头发上的口香糖，然后牵着我，朝教室外走去。
那一刻我感觉所有光都在他头上。
再后来我们就一起上学放学，他在家门口或者校门口等着我。他告诉我别怕，他会保护我。虽然同学们都投来嗤之以鼻的表情，但这也影响不了我爱他。
我那时偷偷在心里发誓，将来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带他去澳大利亚的沙漠上看星星，只因他最喜欢的一句诗是：一微尘里三千界，半刹那间八万春。我曾看到他的字典扉页上写着这句话。
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八万个春天。
只有人类和宇宙才会有这种感受，而沙漠同样辽阔。我要告诉他，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不确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他对我多么重要。
2016年，我15岁，第一次在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稿费为三百元，不多。拿到稿费的第一件事不是给我妈买礼物，而是给苏木买了坚果“三只松鼠”。
放学的时候，我塞给苏木。
苏木很有礼貌地拒绝，我笑嘻嘻地说：“谢谢你鼓励我投稿，我现在也是拿稿费的人了。请你吃点小零食不过分吧？”说完冲他做了个鬼脸。我承认，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遇到高兴的事我总是第一个分享给苏木。
苏木无奈，只能收下。
没过多久我妈再婚，我跟着后爸生活，后爸待我还不错。我们搬到了大房子里住，再也不用和我妈挤出租屋了，母亲也不用早出晚归了。可以说，嫁对人可以让你少干二十年，这个道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懂。
而我那时的愿望就是不结婚，一辈子和苏木待在一起。
苏木真的很好。
从小，我的父亲总爱酗酒打牌，还总是打我和我妈，街坊邻居都爱看笑话，甚至有人打赌说我妈不敢和我爸离婚，因为我妈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除了我爸没人要她。
那时，我就像一只总爱流鼻涕的鼻涕虫，同龄人都欺负我，于是，我那一瘸一拐的母亲求爹爹告奶奶把我从乡下弄到了城镇上初中。我不知道她用的什么办法，只知道八十几岁的外婆也跟着去了。
母亲临行前告诫我：“儿啊，去了城镇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说报答我和你外婆，你自己也要有好日子过。我受些气倒没什么，主要是你不能再走我的老路了。”
我眼含着泪，重重地点头。
到了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认真学习，可总有人捉弄我：比如中午的饭盒里放了蚯蚓；在我上课站起来回答问题时凳子上倒满了水，一屁股坐下去裤子全湿了，然后就得冻大半天；后面的男生趁我不注意上课拿剪刀偷偷剪我的头发······
层出不穷。
母亲来看我，同学们又笑我有个“瘸子”妈。我一边哭着一边昂求母亲：“能不能离开这里？”我一直以为逃离了一个地方就能远离那些不好的事情，没想到新的地方是更深的深渊！
母亲一边替我抹眼泪一边安慰我：“儿啊，当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将来才能有好日子过！”
我一边哭一边点头，一边寻思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怎样生活。
初二的时候，母亲在县城找了一家裁缝店帮忙补衣服，那里包吃住。于是我每逢周末放假了就去母亲那儿，裁缝店的老板娘很好，说我可以经常去，毕竟母亲一人带孩子不容易。那时父母已经离婚了，我被判给了母亲，我自愿跟她的。
为了补贴家用，初二的寒假我开始打工赚钱，那年我才十四岁，为了让老板收留我，我谎称自己已经十六岁。
第一天打工打到一半的时候经理把我叫到一旁，说我做事很勤快，决定录用我一个寒假，一个小时六块五。
我高兴得多加了两个小时的班，又挣了十三块钱。
干完腊月，我又和经理商量着正月初三开门以后接着干一个星期。就这样，那个寒假我不仅挣了六百块钱的工资，还领了两百块钱的过年红包。
那一瞬间不仅有了生活费，就连和同学说话都挺直腰板儿有了底气，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畏畏缩缩。因为我深知，人只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就没有低人一等。
慢慢地，我开始变得自信了，记得有一日，语文老师让我上台念作文。我有些不好意思，平日里从未登过台的我开始担心做不好。
这时苏木说他愿意当我的第一个听众。
他教我如何朗诵自己的文章，读到激昂处，他仅仅握住我的手，告诉我别慌张。就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朗诵。
同学们也由刚开始的取笑变为后来的钦佩。
再后来苏木鼓励我写文章。我家没有电脑，苏木就让我先用笔写，然后去学校附近的小网吧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期间，他帮我留意投稿渠道以及和我文风相近的杂志社。我每完成一篇稿子，苏木比我还要开心。
直到有一天，苏木告诉我投的稿有回音了，我高兴得一夜没睡。
后来我们在破旧的小网吧里，发过去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再后来稿费就到账了。我先给苏木买了坚果，然后给母亲买了露手指的手套。
母亲冬天在裁缝店手总是冻得通红，为了不碍事，只能给她买一双没有手指的手套。
母亲店里效益还不错，每个月能多拿些收入补贴家用。我和苏木的友情也还在继续。
一个非常老实的男人看重了母亲的朴实，决定无条件地对她好。
一开始，母亲并不想搭理他：一是怕对我不好，二是母亲在父亲那儿受了很多气，她非常担心又走原来的路。但是郝叔叔特别真诚，愿意等母亲打开心扉，再加上裁缝店老板娘的使劲儿撮合。
其实我也非常愿意看到他们在一起。
最终，母亲在我的说服下，答应了和郝叔叔试试看。
郝叔叔以前结过婚，不过后来离婚了，也没有孩子，因此把我当作他的亲生孩子一样待。其实郝叔叔的房子也不算豪华，不过很宽敞，即使这样，我们娘俩也感到非常温暖，毕竟终于有个容身之地了。郝叔叔提议去照一张全家福，我提出要把苏木也带上，郝叔叔非常爽快：“可以啊！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于是，随着一声相机的“咔擦”，一家四口被定格在了永远。
后来成年后我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我因为长期受欺凌，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苏木根本就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只是我的另一个人格。
后来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我答应入院治疗。
偌大的病房里，我被捆绑在床上，手上，身上都是淤青，勒得生疼。任凭我怎么嚎喊，始终无一人回应。
就在我绝望时，护士进来了，打了一针镇定剂。没一会儿，药物发作了，朦朦胧胧中，昏昏欲睡。
在漫长的宇宙里，我们都很渺小，时间呼啸而过，到最后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时医生进来了，他们很小声地讨论着什么，我听不清。我只看到桌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有郝叔叔，我妈，还有苏木，这时我才忽然想起要带苏木去他最爱的澳大利亚沙漠。
这时我仿佛看到了一束光，是苏木进来了，他握着我的手想要和我说什么，却被医生拉开。
病房的灯光很暗，可我依然看见照片背后赫然写着：一微尘里三千界，半刹那间八万春。
那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