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手作羹汤？这句话当由新妇说，由新妇娇羞说出，才具美感。
贵妇说也可，比如卓文君。“十指不沾阳春水”，吃喝不用操心，新寡又如何？没下过厨房侍候过姑婆，日子过得“冰清玉洁”，才显得后面的“自此长裙当垆笑，为君洗手作羹汤”有姿态——这姿态，在诗人看来，端的很美。即使不作诗，世俗眼光看，喜感也是有的。
普通“煮妇”，蓬头垢面，每日围着锅台转，十指不沾？那是“妄想症”。十年，甚至几十年都在沾“阳春水“，你让她“洗手”？不是我扫兴，十有八九，她是金盆洗手，走出厨房，不干了。
如今的厨房设施真正好，窗子明亮，案台干净，简直可以趴在上面写字。但仍然不是温柔乡，温柔乡一直在卧室里；也不是“兵家之地”，每日在厨房里乒乒乓乓，有几分刀光剑影，但它俨然如“南海”，徒有动静，独家秘笈一直派不上用场，简直让人索然无味。
历来“君子远庖厨”。“煮妇”是家中的“小人”，才会赢得真正“小人儿”的“真心”爱戴。我的孩子在作文本上写如何爱母亲，满满几页纸是一笔长长的流水账，写的都是我如何为他做早餐、中餐和晚餐，还有周末大餐。我一边看一边笑：还能怎样呢？连陶渊明你都只能想象他“采菊东篱下”，不能想象他“洗手作羹汤”。获奖的莫言表白自己是个“饥饿”的孩子，你每日忙乎着为孩子捣鼓各种好吃的，他吃得肥肠满脑，能写出深刻思想来？
这点没出息劲是遗传我的吧。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兴汪曾祺的书，我赶时髦，也看上了，很粗浅地看，看老先生笔下的“微物”、“日常”。日常离不开吃喝拉撒，汪老娓娓道来，都是些边角碎料，但质感十足，他尤其会写吃，吃的都是美食，让人嫉妒死了。蔡澜算是接过了他的“衣钵”，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但太活泛，没他的“静气”。用文字铺陈出来的食物，因文字迂回的魅力， 在视觉、味觉和嗅觉上都占足了便宜，比直观的显得更为幽微曼妙，让人回味无穷。怪不得真正的写书人满足于纸上的“煮字疗饥“，不太在意现实的功名利禄。 真正的读书人也没多大抱负，读书能解馋就够了。当然也有成“书蠹”的，那是消化功能不好，又贪吃的缘故。
一个读书人，除了一个“书房”，可去的地方，似乎不太多的。但近来我发现还有一个——厨房。
厨房里没有虚掷的光阴，这跟书房很相像。“洗手作羹汤”，如果诗意地看，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它巧妙地平衡你的心和胃，平衡你的理智和情感、内在和外在、物质和精神，双手不停忙碌，宁静和充盈不请自来。
尤其是当下，一切的精神维度都被市场虚化以后，”羹汤“成了最真实的故土，就像《感官回忆录》里的阿连德说的，“一切记忆都可以循官能的路径回返”。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让大多中国人神魂颠倒，是有缘故的。而写饭钵里的一羹一汤，写得最精细的还是日本人。
日本人沉迷于“物趣”。他们花费大量精力来研究用什么餐具配四时风物，我看端肃的文章看了头脑发昏的时候，就拿他们的文字做调剂，不知是不是对他们的不敬。
有时暗夜无聊，就生无聊之想：这上帝果真是偏心眼的，他给了欧洲人骨头，给了中国人血肉，只给了日本人皮毛。你看欧洲人写的文字，烙的人生疼；中国文字，肤肌丰实，有点嚼头，却没有骨头，容易化，一化便团作一处，一塌糊涂；而日本人，似乎最吃亏，所以他们一代代，不敢松懈，忙着到处找骨头找血肉。
不扯远了，得把话再绕回来：“洗手作羹汤”——还是不说了吧，谁会爱听呢？晚饭还没得着落，我得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