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幼年开始，我印象中的父亲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可是，当我到了知事的年龄，有机会去爸爸的工作或者业余职业范围接触过后，我发现他俨然是另一个样子。

      那是因为，父亲的敦厚品质人格在那个时候（母亲中年），凡是家务方面，都宽容地容忍了母亲的“强势”的原因。

        母亲和父亲都是年轻时候就单独在外“打拼”，后来在南京走到了一起。抗战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一起离开了国民党的电讯局，辞职回到母亲的长沙老家和外婆一起过日子。

        父亲将奶奶也接了过来，祖辈奶奶和外婆也在一起待了好几年。那时，一家人在动乱的年代“无以为计”靠帮人洗衣浆衫和收集“烟丝”替人卷烟卷，换取微薄的收入维系一家人生计。那时，“十间头”老房子还是一整套的临街铺面。可是，没有本钱那是无法做生意的。（估计那时，先是卖掉了右边的两间用以度日）

        好不容易，挨到湖南（长沙）和平解放了，党和政府为了尽快全面接管旧的社会职能，在建国之前就广招有技能的人才。一家人节衣缩食的动员父亲去应聘了参加“湖南省革命大学”的录用培训。父亲是小时候跟他二舅家孩子一起“陪读”，读过一些书。后来又跟“姨夫”从军，受过专业培训好多年。因此，在那时算是有点文化又有专业技能的了，很顺利就走进了“革大第二期”。于是，奠定了不久就走上“粤汉铁路局电报所”的职业岗位。一家人的生计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来到新的职业岗位，由于家庭生活也带来了不小的改善，加上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于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父亲有了一个比较充分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那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文革”时期，随着“造反派”、红卫兵“抄家”行动，让我（那时我才16岁，属于“黑仔”）也有机会顺便看到过父亲和母亲一起“视如珍宝”精心收藏的一些“宝贝”（大多数是被“掠”而不准观看）。我也亲眼看到二叔立功“牌匾”被砸碎拿走。

        可也因此，让我知道了父亲其实是个很有“修养”的北京人！

        从五零年起，父亲是“粤汉铁路衡阳管理局”文工团的团长，除了会唱“京韵大鼓”，还会哼哼“京剧”，更是“文工团”话剧导演、演员，舞台监督；秉持一口纯正的“京腔”主打曲艺队，讲相声是“逗哏”。几次，参加全路汇演进北京都满载荣誉而归。在我小的时候（我兄弟3人出生在49～55年代）记忆里，父亲是个风趣幽默，喜欢开玩笑，又非常智慧、慈祥和蔼、魁梧高大而英俊的“北京大汉”！这美好的记忆一直延续到他八十年代得病中风之后（那时，他已经更加很少主动和家人“寒暄”）。

        直到最后，父亲弥留时间很短（如果当时懂得一点生理科学，他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离世！），吃饭“哽咽”之后一个多小时就体温凉了下来……。

      他走了，我想起自己知道的一家人生活（我的原生之家）……。从幸福的童年，到“举家下放”，从孩提时代到“停课”辍学，父亲总是这个家的“大山”，他那厚实的不同一般的那双大手一直是我们兄弟姊妹的“候撑”，是母亲芊芊不舍的依连，是慈祥和蔼奶奶贴心的孝子！

          尽管，经历过多少“运动”，父亲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从“高级专业”职员到被贬到一线走铁路缘线（在通信线路维修队担饭送餐），到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开荒种地瓜补充家庭食物，操起他自己带“显性遗传”的大手在下放地，与常人一起干所有农活：山上砍柴、夜战“扯秧”，在“中修队”养猪……。一样样，一桩桩历历在目。

        父亲的一生，可能心里有许多“遗憾”，但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抱怨”过。只在晚年时，偶尔因为病情影响和母亲拌过嘴。在七十年代初，我几次陪着他去找单位“落实”自己的政策，跑电务段、广州局、湖南省委、联系“革大”同学会，我也没有看到他对那些“官僚”阶层们发过急！

        只是，当“落实”政策办好了，需要确定他自己的安置方式时；他选择了提前退休。而后，又自己与街道联系在社区干起了家电维修。

      在我永远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个“敦厚而坚实”的样子，一幅慈祥和蔼可亲面庞。厚实的正面和背影。所以，影响了我们兄弟姊妹一样的做人、做事品质姿态形成如今的样子。

      也可能，我只是感性而已。可是，到这里还总觉得没有全面详细记录他，我衷心敬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