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幽默，一种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幽默，一种是别人觉的你幽默，王小波显然属于前者。《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作家王小波的一本杂文和随笔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文风和特质。

王小波是幽默和犀利的。很显著的是，王小波的幽默是那种毫不费力的幽默，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地就那么出来了，这是他功力所致。王小波的幽默还是那种自顾自的幽默，不求搏人一笑，但读者还是很轻易地就笑了，同时还能感受到他幽默背后渗透出来的真诚、执着和对科学精神、对真理、对自由、对平等的追求，可敬又可爱。王小波就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李银河在悼王小波时，评价他是浪漫骑士、行呤诗人、自由思想者。作为读者，我觉得他还是勇敢斗士。

在一个荒谬的时代里，王小波用逻辑来揭示荒谬。而逻辑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能力，如果不能说逻辑是特立独行，那么也就不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如果人们觉得王小波特立独行，那么也许是这个社会太不正常了。同样可以粗暴地说，王小波的意义不在于特立独行，而在于人性的正常。

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怀念了一只特别的猪，因为“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公猪阉掉，长肉，傻吃，闷睡，等死；母猪下仔。不然还能怎么样呢？“猪总是猪啊”。但是那只猪与众不同，它有着几乎不属于猪的骄傲与不羁，不喜欢猪圈，却喜欢到处乱逛。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还模仿汽车响、拖拉机响。最后因为跳到房上学汽笛，而与人类干了起来。

不用提醒，读者自然明白这不是在写猪，而是在写那些崇尚自由的人。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来看，我能出生，纯属偶然，生在何时何地，也非自身能够左右，故而这个奇妙的新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命运”。我从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认为它好得很。这肯定是个积极的结论。有过这样的命运之后，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并且以为自己很逗，这其实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但是这只猪没有任何特立独行的地方，它不想被劁掉，想叫就叫，看到有人拿枪指着自己就要逃跑，就连嫌弃又脏又臭的老母猪而喜欢村寨里好看一些的猪，不也是猪之常情吗？

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

作者王小波曾在《黄金时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这样美好的奢望和猪的愿望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自然而美好的。所谓“特立独行”，大概是“正常”在不正常的社会中的样子，真正彰显了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的独立性。

读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对待有意思的事，每个人态度都不一样。有人感到神圣，有人有索取的渴望，有人感受到心灵的共鸣，有人从中寻找乐趣……

在漫不经心的看书过程中，有沙中淘金的感觉。回首看去，总会有金子般的亮点，在细沙一样的记忆中，显得与众不同。这些与众不同，就是值得一读再读的文字。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思想的一部分。

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感觉。

让我们来欣赏作者原文本吧！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治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