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散”。我们现在谈起散文，经常会说“形散神不散”。似乎散文之“散”，在于它的散漫，不是很有秩序、很有纪律的样子。原初的本意，散文的“散”是和“骈”相对而言的。“骈”字，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并”。《说文解字》里讲：“骈，驾二马也。”两马并驾齐驱，这就是修辞中的对偶、骈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种修辞手法在古典文学中普遍使用，现在我们也常用。但是东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这种对偶、骈俪，它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写对联、对对子，更成为了文章的基本体式。这就是“骈文”。作文章就是要整整齐齐，铺排大量的对偶句，对偶的形式和方法极为复杂。唐代有个日本和尚空海，他来中国留学，写了一部《文镜秘府论》，列举了当时作文的对偶形式，多达 29 种。为什么搞出这么一个出双入对的骈文呢？因为美。南朝时期，汉语经历了音韵学的自觉、沈约的“四声八病”等，我们的汉字，我们的文章，不仅是用来看的，不仅是无声默读的，它发出响来，它可以这么好听，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格律诗。而在骈文中，汉语的文字之美，特别是音韵之美，令当时的人沉迷不可自拔。正好这也是士族门阀政治登峰造极的时代。什么是士族？就是以血缘传承为基础，垄断着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力的特殊阶层。孔子以后有了士，不是王室贵族的年轻人也有可能读书做官，但是古代没有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机制。写字的能力、写文章的能力、写好文章的能力，基本上靠家庭和家族内部的传授，所谓“家学渊源”。时间长了，渐渐又固化了，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占据着所有的制高点，生下来就有钱、有权、有闲，关键首先是有文化。这样一个集团垄断着文字、文章，也就垄断着“经国之大业”。从甲骨文到诸子到司马迁，文字首先是用的，寸铁杀人、石头打人，文字和文章就是要叙事、传情、达意。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朝，东晋和宋齐梁陈，在这些有权有闲有钱有文化的士族门阀手里，文字和文章的审美价值被突出出来。如果说一个一个字是一个一个士兵，一篇文章就是一支队伍。那么，本来这支队伍的目的是攻城略地，战而胜之，而到了南朝骈文，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眼光：一个个士兵要盔甲鲜明，要高大威猛；一支队伍要步伐整齐，要排列堂堂。这当然很好，但是，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文字的音韵铿锵、形式的整齐华美就成为了第一位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支队伍快要忘了自己是要打仗的，它成了仪仗队，就是用来检阅的。长此以往，当然有问题。文有文风，文风既是文章的风格，也是指某种风格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会成为风尚。风行草偃，风吹过来，草原上的草都要顺着风的方向伏下去。这个骈文，这个骈俪之风，不仅六朝盛行，直到隋朝、直到唐都是社会主导性的文风。不骈俪不成文，不仅是艺术的、审美的、个人性的写作，连公共性的文章——皇帝的诏书、给皇上写报告、衙门的公文、科举考试的作文、甚至司法的判词——都得是骈文。然后，直到中唐时期，韩愈挺身而出，才开始把这个风气扭转了过来。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苏轼写过《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个评价直追孔子，顶到天花板了，不能再高了。“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的是什么？就是东汉、魏晋、宋、齐、梁、齐、陈到隋朝，正好八代。其实不止八代，是八代半。唐代直到盛唐，文章主导的风气，还是骈俪之风。在苏轼看来，这就是一股歪风、邪风、衰风，是不正常的、衰败的。韩愈的大功劳，就是把这个风气扭转了过来。韩愈很伟大，但他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有时确认一个简单的真理，一种常识性的逻辑，真的是需要旋转乾坤。韩愈的逻辑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话好好说。写文章不是为了炫耀珠宝箱，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华丽、琳琅满目。韩愈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主张，就是“文以载道”，文章的目的是载道。这个主张在“五四”时期曾经广受非议，认为他把文章变成了儒家意识形态的载体。韩愈固然有重振、光大儒家正统地位的强烈意志，他本人就是因为反对皇帝大操大办“迎佛骨”被流放到广东潮州，所以后世潮州要为他立庙，请苏轼写碑。韩愈是在八代半的浮华文风之下，重新为文章确立一个伦理目的。他认为，文章的目的不应该是文章自身，刀是用来杀敌的，文章是用来传情、达意、讲道理的。所以韩愈师法春秋秦汉，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就是要推倒晚近的骈文传统。一方面三代两汉更近于儒家之道，另一方面，他认为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更近于文章之道。相对于晚近的骈文，古文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散”。什么是“散”？辞典里，作为动词，散是解散、分散；作为形容词，散是松散的、没有约束的状态。作为一种文章，散文就是与骈文相对，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受外在的情绪约束。不押韵，不对偶，用散句。这样的散和这样的散文，在唐宋时代具有革命性意义。就是解放了，把一支仪仗队变成一支打仗的队伍，甚至游击队。他的根本目的，就是自由调动各种语言方式、各种修辞手法、各种句法去准确地、有力地传达意义。苏轼说文章就是要“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什么叫“当行”？怎么知道就“不可不止”了？就在于你要表达什么。趁兴而来，兴尽而返。所以，像韩愈、苏轼这样的散文大家，当然不是不讲形式、不讲审美、不讲艺术，而是说你不要屈从于外在的形式，不要被各种规矩、套路所支配。你要为自己的心意去找到尽可能恰当、准确的形式。

        什么是“文”，什么是“散”，什么是“散文”。它们都不是绝对的、固化的概念，是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中不断飘逸、不断获得新的内涵。韩愈对确立中国的古典散文传统做出了最大贡献。 韩愈为文章立法，管了一千多年。然后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文章又发生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型。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三千年以来的文言文传统发起革命，“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桐城”是桐城派，指的是韩愈以来那个的散文的主流。“选学”是文选之学，《昭明文选》就是骈文的集大成。所以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重新为中国文章立法，无论是自我表达还是日常书写，都必须全面地向着以白话为基础的、大众化的现代汉语转型。

      为什么要写散文？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要用白话文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我们要特别注意，胡适在这里说的新文学，覆盖非常广泛，无远弗届，无所不包。他所列举的那些除了做诗之外都是文章，是广义的散文，是整个社会和文化中基本的书写方式。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的志向，绝不仅仅是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确立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等专业的文学领域。不是的，他们是要为中国的现代转型而奋斗。他们牵住牛鼻子，抓住一个基本的、根本的因素，那就是：如何作文、如何表达、如何交流和交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话说到这儿，我们就能理解曹丕对文章的这种赞叹。它确实是我们文明文化的根基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人、一个自觉的人、有主体意识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在现代世界里，“我思”和“我在”都要依靠“我写”来实现。我与他人、与世界实际发生的和想象中精神上的联系，都要依靠书写活动才得以实现。现代以来的新文学，在建构过程中划出了一个专业的文学门类，叫做“散文”。它和古典传统中的文章有所不同。前面讲过，文章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如果你穿越回明朝、清朝，从识字、读书、学作文、写文章一路下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成为士大夫，科举，然后做官。这条路进入现代之后断掉了。现代文学所设定的散文，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构想中，它是一种现代的国民、公民、人民的艺术。所有受过普遍的现代教育的人，都应该通过散文来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表达。在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眼里，现代中国、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用散文连接起来的共同体。你和我，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是会写散文的人。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书写和创作，交换我们的记忆和知识，交流我们的情感，讲述各自的故事，展开思想的论辩。由此，我们才能连接为一个现代社会，一个健全的、由既有自我意识又有共同体意识的人构成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散文同样使我们文化和社会的隐秘根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不会要求你写小说、写诗，但一定要求你写散文。现代人的生存，就是一个散文化生存，我们都以散文的方式活着，在散文中我们整理和表达我们的经验、情感、知识、思想，努力去建构、去确认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带有我们对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他们不仅写出“我是什么样的我”，也在展现“我们心中的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这就好比用文字整理和装修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小说家、那些诗人也会写散文。写诗也许是跳跃，写小说也许是跑步，一个人不能永远跳跃和跑步。他的正常状态、日常状态应该是散步，散文就是散步。在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已经失去了它在古代所具有的那种宽泛的、实用的社会功能。你的散文写作不是为了上班，你就是在散步。但谁能说散步不重要呢？

      如何学习散文写作？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学习散文写作。就我而言，我只想强调，我们不要忘了散文的根本，就是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散文，因为我们有话要说，要向自己向别人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散文的写作，最根本的教诲可能依然是我们的先师孔子的那句话。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言辞、文辞，最根本的要求和目的不过是“达”。什么是“达”呢？作为动词，达是传达、抵达，无论叙事、说理、抒情，不能忘了你的修辞和文章要传达你所见、所思、所感，由此抵达你书写的对象、抵达你的读者；作为形容词，达有畅达、流畅之意，也就是说，你的这条传达和抵达的路，不能是坑坑洼洼、乱七八糟、七拐八绕，走着走着迷了路，它应该是有条理的、通畅的。辞达而已矣，话说清楚就行了。你念出声来，隔着两千多年，都能听出老师、听出孔老夫子的无奈。要求实在不高，但能做到的人实在也不多。所以，辞达而已矣，辞达而已矣，能做到就不错啦。然后，孔夫子还有一句教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条路不仅是有条理的、通畅的，最好还是有风景的路，是美的，是有文采的，这样才能走远，才能延伸抵达到更广大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尽管现代的散文已经失去了它的诸多实用功能，但一个受过很好的散文训练的人，你不一定非得成为散文家，但你却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有效的表达者和沟通者。总之，我认为散文课就应该从孔子的这两句话开始，这是散文的最低要求，也是散文的最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