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字元凯。对今人而言，并非什么家喻户晓之人物，然而在古代却是举足轻重，特别是唐代倍受推崇。

如唐·穆宗李恒即云，‘在昔有晋，厥功平吴，惟茂先（张华）决策于中，惟元凯（杜预）整旅于外。’即对杜预之战功，推崇备至。

又《唐文拾遗》中李靖亦尝言，‘仲尼儒术，始流芳于沂水之湄；元凯战功，方挂美于岘山之顶。’则是将杜预提升至无与伦比之高度，可与孔圣媲美。

同时，《全唐文》中张说有云，‘猗欤杜侯，发挥孔圣。《春秋》既立，王道以正。’却是颂扬赞叹杜预的儒学地位。

史实亦是如此，杜预同时配享文庙、武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

参《新唐书·志五》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即有杜预。西晋唯杜预一人而已。

而建中三年（782），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设庙享奠，亦有「晋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

诸葛亮则是三庙，不仅配享文庙、武庙，更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从祀帝庙。

但是诸葛亮在开元十九年（731）被唐玄宗入选「武庙十哲」后，直至清·雍正二年(1724)，方以先儒之名从祀文庙。前后跨度接近一千年，与杜预之性质完全不同。

《杜预传》载，‘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杜预既不会骑马，也不懂射箭。且有「病癭」，即大脖子病。

依据《晋书》载，杜预所参导之战役，唯有灭吴一战而已。此时，杜预已是五十有七。可谓是大器晚成，但却是一战成名，并以此晋享武庙。与诸葛亮相比，应该说非常幸运……

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调集大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水陆齐进。但杜预并未担任主帅，仅是其中一路。

杜预负责西线指挥，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而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交广。虽功勋卓著，史载共斩杀、俘虏孙吴都督、监军一类的高级官吏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类的中级官吏多达一百二十人。

原本杜预仅凭此战，恐难以晋身古代六十四名将之一，设庙享奠。

然则灭吴一战意义非凡，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之状态，使华夏重归一统。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唯一地统一战争。

且如此经典之战，皆由杜预一力促成。

杜预前后三次上书力主向东吴开战，反复劝谏司马炎，方才促成此战。如此方才是杜预能够「设庙享奠」之关键。换言之，将杜预比作三国终结者亦不为过。

而另一方面，杜预能够享奠文庙，却是真正的名至实归。

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是「十三经」中注释最为完善之版本，其中《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即采用杜预之《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为权威地版本，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杜预能够在儒学方面，达到如此境界。除却天赋异禀外，亦与其青年时期郁郁不得志有关……

早年其父杜恕过于忠直，《三国志》载，‘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故与司马懿此类权臣互不投合，杜预亦是因此而「久不得调」。

又《晋书·杜预传》载，‘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

直至甘露二年（257），其父杜恕过世三年后。杜预转而投入司马昭麾下，至此方才「遇难呈祥」。

而且杜预博学多通，《杜预传》云，‘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即杜预不仅通经文、善兵略，更是晓百家之长，可谓「通才」。

譬如，著名之《晋律》即由杜预为之注解。其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之封建法律影响深远。

其中「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令之最早定义，即刑法制度与规章制度之区分。杜预主张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隋书·刑法志》曰，‘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实曰轻平，称为简易。’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南朝宋、齐、梁所沿用。

又如，《杜预传》载，‘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即杜预精深历法，发现时历有差不合晷度，并修订《二元乾度历》，且通行于世。

且复制出久已失传的周庙「欹器」，一种计时器。

又咸宁四年（278）秋，《杜预传》载，‘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即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策略。

再如，杜预曾主持修建了富平津河桥，并在荆州兴建水利。《杜预传》载，‘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同时「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一万余里，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沟通，既缓解了长江排洪，又改善了荆州南北漕运。

并解除了荆蛮之凭仗，以致南土歌赞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故而杜预在朝中，甚受司马炎之倚重。但亦因此几度招来灭顶之灾……

参《杜预传》载，‘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即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受司隶校尉石鉴弹劾，而被解除河南尹一职。同年六月，杜预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而石鉴又以安西将军之职，都督秦州诸军事，再度成为杜预上官。

时虏寇陇右，石鉴「给兵三百人，骑百匹」，令杜预出兵击之。

杜预心知石鉴之谋，故以「五不可，四不须」拒绝出兵。石鉴后以「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为由，将杜预交付廷尉治罪。幸杜预是皇室驸马，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最终以爵位赎得性命。

参《晋书·石鉴传》载，‘石鉴虽出自寒素，却雅志公亮。’即石鉴虽出身寒微，却是志趣高雅，且公正亮直。

然则《晋书·束晳传》载，‘束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束晳之兄，束璆因抛弃石鉴之侄女，而使石鉴不满。故石鉴尝暗示州郡官府，不得征辟束璆家人。此举着实与「公正亮直」不符，但亦仅此而已，与「杜预事件」性质全然不同。

杜预贵为皇室姻亲，石鉴却对其穷追不舍。

且前后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故以此推之，石鉴之举应属多人共同谋划，绝非石鉴个人行为。

而上述推论并非凭空猜测，正史之中亦有些许线索……

参《杜预传》载，‘泰始年间，杜预任河南尹……受诏为黜陟之课……’即奉诏制定罢免、升迁之规则。此事看似平常，却是牵扯极广。司马氏以世家门阀上位，士族门阀对于王朝之巨大威胁，司马炎心知肚明，故试图调整。

但却是动了门阀之根本，杜预作为马前卒，故遭到门阀的严厉反击。

河南尹在东汉时隶属司隶校尉部，曹魏沿置。故在太康元年（280）前，河南尹应归属司隶校尉管辖。换言之，石、杜二人或许并无私仇。而是因石鉴官拜司隶校尉，故以职务之便，作为门阀之代表对杜预发难。

不过，依杜预之才能，又岂会就此沉沦。泰始七年（271），杜预任职度支尚书，职掌全国赋税收入。

《杜预传》载，七年任上，杜预「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就采纳数量而言，杜预绝对是超越同时代的存在。

期间尝向石鉴予以反击，《杜预传》载，‘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

即平分秋色，二人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杜预不过数年，复拜度支尚书。反而是石鉴在都督陇右诸军事、以及担任镇南将军、豫州刺史期间，两次因论功虚报而被罢官。

司马炎下诏「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

即石鉴终身不得录用。看似外戚与门阀地政治博弈中，杜预最终更胜一筹。

其实不然，太康五年闰十二月，即285年初，杜预调任司隶校尉。却在行至邓县途中，突然病故，终年63岁。而石鉴的「终身不得复用」 亦到此为止。

又《石鉴传》载，‘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即在杜预死后，门阀集团再次扶植石鉴。

但如此一来，杜预病故之时机，则略显巧合……

参《杜预传》有云，‘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即杜预亦知门阀存有害己之心，故行贿赂之举。然司马炎的一纸调令，再次将杜预推至风口浪尖……

倘若杜预迁任司隶校尉，门阀唯恐司马炎再提「黜陟之课」，故不得不有所行动。

虽然最终以杜预之死，预示着门阀的再次胜出。然无论如何，却依旧无法阻止杜预的青史留名，香火长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