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具有文化性。
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汪曾祺《文学与语言》
语言作为表达情感、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工具，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极大的作用。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描写对某个事物的感受、理解、认识时，口头上表述地平平无奇，书面上难以描绘出眼睛所发现的精彩之处。所以我写出来的文字和我心中预设的文字，往往有差距，于是失落感由此而来。比如，昨天是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我打算写一写我阅读过的书，结果是写了一两百字，发现毫无价值，语言过于贫乏，阅读的书籍太少，于是删除了所有，这篇稿子也就无疾而终了。
回过头，再看看我写的这四十篇“东西”（还不能称作文章实在是配不上），除了一两篇我还算满意，其它的语言十分匮乏。
深究原因是我看的书太少了，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正如汪老所写的《语言的奥秘》一文：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那“活”的语言从何而来呢？汪老在《文学与语言》中谈到：
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要提高写作的能力，那就要下苦功夫，一是要掌握大量的词汇，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语言仓库，那就要多多阅读名家名作，学习大家运用的语言，提升自身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我依然坚持多写多练，要在写得过程中养成锤字炼句的习惯，探索语言运用的要求和规律。
（文/知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