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初,父亲背篓上山工作结束,从涞水回到保定。
他黑了,瘦了,一脸疲惫。他的衣服已很脏,戴的那顶仿军帽都黑得出了油。他说吃的住的都不行,条件非常艰苦。还说山里边的村和村离得很远,空旷的大山里见不到人,背篓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得自己克服,会觉得很无助。

父亲在保定市供销社工作,而北京供销社出了个“背篓商店”,职工们背着货篓把山区社员急需的商品送上去,销售后再收购山区社员的农副产品背下来,极大地方便了山区社员生活,深受欢迎,成为行业楷模。当时有个电影叫《红色背篓》,反映的就是就方面的事。电影的插曲叫《背篓上高山》,所以人们也管这个活动叫“背篓上山”。实际上它有正式的名字,叫“商业工作队”。



此事出来之后,保定市供销社开展学习活动,也安排职工背篓上山。父亲大约是在1965年的7月初出发的,大约在涞水县山区工作3个月左右。
印象中父亲从涞水回来之后工作有了变动,不再担任铸造机械厂商店会计,调到棉纺厂商店担任采购员。
由于背篓上山比较辛苦,父亲报到前可以休息几天。他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建一间简易小厨房。
那时候家家都生炉子做饭,只要天不冷,人们都把炉子放在院儿里。王大娘家和张大大家可以把炉子放在堂屋前廊檐下,不用担心下雨,久大大家下雨则把炉子搬到外屋,只有我们家在小西屋门口搭了一个小炉棚,坚持冒雨也在院儿里做饭。
父亲早已发现这个问题,可他又不愿夏天还把炉子搬到屋里,就决定在我们的窗前搭一个小厨房,这样刮风下雨就都不怕了,可以在里面和面、切菜,直接在炉子上做。
父亲可能早已有这方面的考虑,已捡了一些旧砖,并找来了几根手臂粗的木棍。
那时我已十六岁,父亲视为我得力帮手,特意选在星期日开工。我们用条砌法砌的很薄的半砖墙,因为就着原来的窗户,所以只砌了北、东、南三面墙,墙内面积有近两平方米。北边留的门口,东边、南边留的小窗户口。南北墙砌得都是西高东底,相差大约30厘米,这样顶子上的雨水能很快流走。墙的两面都抹了草泥。
门是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旧门,上部有小方格的窗口,父亲在窗口用图钉钉了片基。墙上的小窗是父亲用旧木板钉的。小窗上也钉的片基。
顶子做得很简陋,就是墙上搭了3根粗木棍,然后在木棍上铺了一些细木棍和十来根向日葵秸秆,再在上面铺油毡。

向日葵是父亲开春时种的,秋天时结了不少盘籽,母亲还送给邻居尝鲜。我怀疑父亲春天时就已经有了盖小厨房的心思。

小厨房盖好,母亲夸赞不已。因为不仅解决了炉子的安放问题,还可以给住的屋腾地方。米面箱放进去了,杂物柜放进去了,油盐酱醋及各种调料都摆小厨房内的西屋窗台,蔬菜自然更不再话下了。这下西屋内显着宽敞了不少。
可小厨房占用了院里的空间,邻居们打心眼里可能会不高兴,但没人说出来,因为我们家与邻居一直关系都非常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不出口。
大概在这个时期,大妹经常领他们班的女同学来家里玩儿。那时她刚上小学四年级,而我已上了初三,自然不理睬她们一帮小毛孩。后来母亲就说我,见了大妹的同学,不要两眼朝天,要打个招呼。还告诉我,大妹的同学都说我“死羊眼”。原来大妹为此向母亲告了状。记得她的同学中,来的最多的是住在新北街的赵媛。她和我母亲都非常熟了。后来她去了外地,母亲有时还会提起她。
此后不久,院里也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心里不满,可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就是电费突然增长了10倍左右。
我们院儿全院儿共用一个电表,每月有电业局的人上门查表收电费,然后各家按电灯使用情况分摊。每月的总电费一般都是几元钱。可这个月竟然是40多元,比一个工资都多了。
人们猜测应该是安哥养热带鱼造成的,因为天冷之后,他那能装13桶水的大鱼缸开始用电热棒加温,而且要24小时不间断,不然鱼会冻死。
但院儿里没人挑明这件事儿,挑明了就得让安哥掏多出的电费,肯定会引发矛盾。大伙都跟收电费的说是电表坏了,希望能免除一部分。收电费的也觉得不正常,赶紧向上级汇报,上级派人摘走电表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我们没话说了,只好各家平摊了多出的部分。
安哥肯定对此心知肚明,也赶紧想办法。他想的办法是什么已忘了(好像是全天在屋里烧炉子),反正以后院里的用电又恢复了正常。
安哥是1965年春天开始养热带鱼的。安哥是玻璃厂的,他先说他们在试着用环氧树脂粘鱼缸,后来就真的拉回一个大鱼缸(现在这种东西已叫水族箱,但当时还没有这么洋气的名字)。鱼缸很大,安哥试着往里面倒水,倒了13桶才满。安哥说他用的是5个厚的玻璃板,水多也不会爆缸。
之后,安哥开始到处淘换热带鱼,最先找来的是孔雀,记得他还给我讲过那条是“外文”。后来又养了红剑、蓝剑。再后来养了虎皮。安哥说这是很棒的鱼。再后来惊喜地告诉我们他找来了燕鱼,说是珍贵的鱼。可看上去很小,比一分的硬币都小,看不出好看来。后来长大了,才觉得它好看,有点儿像飞翔的燕子。它还带着一股仙气,安哥说他也叫“神仙鱼”。





后来,安哥又搬回一个小一些的鱼缸,里面只养两条鱼。这种鱼个头要大一些,身上带点儿,安哥说叫“蓝三星”。母鱼下籽儿的时候,安哥还让我们去看公鱼怎么帮忙,公鱼会弯曲身子挤压母鱼的肚子,很尽心,原来热带鱼中也有“五好丈夫”。

安哥养的鱼我能想起的还有黑玛丽、斑马、霓虹灯等。



天热的时候,安哥每天很早就去河里捞鱼虫。捞回的有红虫和红线虫。捞多了还会晒干儿,说是冬天吃。

冬天的时候,我看过安哥给热带鱼喂鸡蛋,他在乒乓球上扎好多小眼,然后把鸡蛋倒入乒乓球吊入鱼缸,就可以看到有鱼吃从小眼中流出的鸡蛋。他还喂过煮熟的蛋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厂里打仗,他不用去上班,就整天侍候他的鱼了。
1965年时,安哥也有了一个女儿,小名小慧。因为全哥的女儿小丽还叫“大丑”,因此人们也叫小慧“二丑”。一年或两年之后,安哥又有了一个儿子,小名叫“小刚”。
1966年初,大概在春节前,全哥的大儿子强子脚踝骨上有破口,还去胡同上坡的清和园澡堂洗澡,结果把脚给感染了,后来化了脓,只好去医院。医生给他实施剜除手术,可处理得不好,影响了脚的功能,走路都有点儿别扭了。
他的弟弟老三儿当时只有三四岁,还不是很懂事,看到哥哥上医院之后脚上绑着绷带,走路要拄拐杖,竟然跟着别的孩子一起唱:“拐子拐子悠达悠,我是拐子的老叔(shǒu)叔(轻声)”。那时胡同的小孩特爱用歌谣取笑别人,有的小孩就对着老三儿唱:“老三儿,老三儿,狗尾巴尖儿,拉红屎,冒红烟儿”,老三儿可能觉得这么唱没什么,别人可以唱我,我当然也可以唱别人。
(照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