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晋南北朝300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不徙有事发生，徙则有大事发生，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

2.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的领域；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

3.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

①避难至长江下游的流人：

Ⅰ.上层阶级，在建业首都做政治活动，殖产兴利、进行经济的开发、居住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东晋就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宗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百六掾”则是东晋政权的奠基石。

Ⅱ.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多来自江淮以北，人数较当时避难南下的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选择居住在地广人稀的京口晋陵近旁一带。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是当时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谢玄建立的“北府兵”便是由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孙组成的。刘裕、萧道成、萧衍的先后称帝，表示晋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Ⅲ.下层阶级，大体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域，他们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很低下，其后逐渐同化于土著的吴人。

②避难至长江上游的流人：

Ⅰ.原来居住在南阳及新野的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他们向南移动迁至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一来因为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二来江陵是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乐居。此类人群至江左政权后期渐次著称。到西魏灭亡，遭遇侯景之乱，自建业逃到江陵之士族同为俘虏，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

Ⅱ.迁至襄阳的原来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及雍、秦流民。居住于雍州的北方次等士族是北方中层社会阶级，他们都有武力，和在雍州的雍、秦流民，形成了雍州的一个武力集团。可见襄阳存在着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4.宋武帝刘裕的兴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则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却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

5.东北、西北、南渡三线，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

6.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治者往往将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控制并役使。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

7.石虎（后赵皇帝）因暴政以至他死后整个羯民族竟因为汉族人的报复，从此在中国消失。

8.迁徙的目的：虚其心腹，以实畿甸。所谓“以实畿甸”或“内实京师”，其实是利在控制他们，作为“戍役”使用，他们都有“兵贯”（疑为“军籍”）。

9.《晋书》记载回迁人户“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下纷乱，无复农者。”胡族统治者的徙民政策，让百姓离乡背井、流离道路，使生产无法进行，但也使各个种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变多了。

10.北方汉人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11.《水经注》记载，洛水流域的堡坞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古坞、范坞、杨志坞。

12.屯聚堡坞的理想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典型的有，庾衮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庾衮曾撰《保聚垒议》二十篇。

13.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坞主为乡里豪帅，由推举产生。“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筑坞以自守；“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以自给。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北方社会宗法色彩之浓，却与坞之组织互为因果，坞延长了北方宗族社会的生命。

14.《说文》解释“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所谓小障、庳城，略似欧洲的堡，非城。城讲商业交通，坞讲自给自保。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因为城不易守，而坞易守，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

悟：看到自给自保的时候就想到了《桃花源记》，桃源的原型必然是堡坞啊。

15.南北不同：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多，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