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梅骨霜心
光绪八年三月底，彭玉麟收到一封从衡州退省庵寄来的信。
信是老家仆人写的，厚厚一沓，说的都是家常事：庵里那株老梅今年开得好，正月里满树红花，引来不少人看；后院那几畦菜地收了萝卜白菜，晒了干菜，等老爷回来吃；隔壁老周家的孙子中了秀才，摆酒请客，还念叨说当年跟着老爷当过亲兵……
信的最后，仆人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老爷，庵里那株梅，今年开得格外好，您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彭玉麟把信看了三遍。看完，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老爷，”彭安端药进来，见他神色不对，小心地问，“家里来信了？”
“嗯。”
“说什么了？”
彭玉麟没答话，端起药碗一饮而尽，苦得皱眉。
“彭安，”他突然问，“你说，我这辈子画了多少幅梅？”
彭安愣了愣，掰着手指头算：“小的跟了老爷二十年，每年都见老爷画，少说一年十几幅……二十年下来，怎么也得两三百幅吧。”
“两三百幅。”彭玉麟重复了一遍，苦笑了一下，“你算少了。我年轻时画得更勤，有时候一天好几幅。这么多年下来，少说也有千把幅了。”
“那老爷可真是……”彭安想不出合适的词。
“痴。”彭玉麟替他说了，“画梅是痴，辞官是痴，等一个人等四十年也是痴。”
彭安不敢接话。他知道老爷说的是谁——梅姑。那个在老爷少年时就定亲、却因病早逝的女子。老爷为她画了一辈子梅，写了一辈子诗，终生未再娶。这事在湘军里不是秘密，连曾国藩都感慨过：“雪琴至性，可谓痴绝。”
窗外传来潮声。彭玉麟站起身，走到窗前。三月的虎门，海风里已经有了暖意，咸腥腥的，和长江的风不一样。
“长江边也有梅。”他突然说，“每年冬天，江边村子里那些梅树开得也好。我巡江的时候，有时候靠岸歇一晚，第二天起来，满树都是霜，花在霜里开着，红的白的，好看得很。”
他顿了顿，又说：“有一年，在九江附近的一个村子，我看见一株老梅，树龄少说也有百年，枝干都枯了一半，可开花的那几枝，开得比谁都好。我就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后来村里一个老人出来，问我是不是喜欢这树。我说是。他说，这树是他曾祖母当年亲手栽的，传了四代人了。我说，传得好。”
彭安静静地听着。
“我后来想，”彭玉麟的声音低下去，“梅姑当年要是没走，我们要是成了亲，会不会也有孩子，有孙子，传几代人？院子里也栽一株梅，年年开花，年年看。”
他沉默了很久，又说：“可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画。”
四月初三，虎门来了个不速之客。
来人六十来岁，一身粗布衣裳，背个褡裢，像个走江湖的郎中。他在行辕门口站了一会儿，对守门的亲兵说：“烦请通报彭大人，就说故人方耀来访。”
亲兵进去通报。彭玉麟正在看海防图，听见“方耀”二字，手里的笔顿住了。
“方耀？”他抬起头，“哪个方耀？”
“那人没说，只说故人。”
彭玉麟放下笔，想了片刻，突然站起身，大步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站住了。
门外站着的那个人，瘦了，老了，头发全白了，可那双眼睛还是当年的样子——亮得像刀子，看人的时候直直地盯着，仿佛要把人看穿。
“方耀！”彭玉麟脱口而出。
“雪帅。”方耀拱手，嘴角扯出一丝笑，“二十年没见了。”
彭玉麟愣在那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二十年了——上一次见面是同治元年（1862年），天京城外，湘军大营。那时候方耀是他的左营管带，三十出头，正是能打仗的年纪。后来方耀跟着左宗棠去了西北，平回乱，收复新疆，一去二十年。
“你怎么来了？”彭玉麟终于说出话来。
方耀笑笑：“辞官了，闲得慌，听说雪帅在广东，过来看看。”
“辞官？”彭玉麟皱眉，“你不是做到提督了吗？”
“做到提督怎么了？”方耀走上台阶，“左大帅都走了，我留在那儿也没意思。还是跟着雪帅打仗痛快。”
彭玉麟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转身往里走：“进来吧。”
两人在书房坐下。彭安端上茶，退了出去。方耀端着茶盏，四下打量着屋子——墙上挂满了海防图，案上堆着卷宗，角落里还立着一门拆开的洋炮零件。
“雪帅，”他说，“您这是真打算在这儿打仗了？”
彭玉麟没答话，反问他：“西北那边，打完了？”
“打完了。左大帅把新疆收回来了，一寸一寸收的。我在那儿待了十三年，从甘肃打到喀什，见过沙漠，见过雪山，见过死人堆。”方耀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也见过左大帅是怎么累死的。”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雪帅，”方耀突然放下茶盏，站起身，走到彭玉麟面前，单膝跪下，“我这条命是您当年救的，今儿个还给您。您说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彭玉麟低头看着他，半晌，伸手把他扶起来：“起来。都六十的人了，跪什么跪。”
方耀站起来，咧嘴笑了：“雪帅还是雪帅。”
“什么雪帅，”彭玉麟苦笑，“就是个等死的老头子。”
“等死？”方耀摇头，“雪帅要是等死的人，虎门就不会有今天这阵势。我来的时候看了，沙角、大角都在修炮台，江面上还有船在布雷。这是等死？”
彭玉麟没接话，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方耀，”他背对着问，“你打了这么多年仗，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打仗了，干什么？”
方耀想了想：“没想过。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我也没想过。”彭玉麟说，“画了一辈子梅，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梅还在画，仗还在打。”
他转过身，看着方耀：“留下来帮我。广东水师缺个提督，吴全美那位置，你来。”
方耀愣了愣：“吴全美不是还在吗？”
“他干不了。”彭玉麟淡淡地说，“不是说他人坏，是干不了这活儿。法夷的船快炮利，他不熟海战，挡不住。”
“那……”
“我会跟朝廷说。”彭玉麟走回案前，拿起笔，“你先在这儿住下，帮我看看这些炮台，出出主意。西北打了那么多年，攻城守城都有经验，比那些只会吃空饷的管带强。”
四月初十，彭玉麟的保举折子送到北京。他保举方耀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同时弹劾吴全美“年老昏聩，难胜其任”。
折子又炸了一次锅。李鸿章在天津听说，叹了一句：“彭雪琴这是要把广东翻个底朝天啊。”
翻个底朝天？彭玉麟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只知道，虎门的炮台还没修完，水雷还没布完，新招募的兵还没练熟，法夷的船还在西贡停着。
四月十五，方耀正式接手广东水师。
上任第一天，他就把水师各营管带召集起来，开门见山说了三句话：
“第一，从今天起，营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全废了，只留一条——听命令。第二，每月考核，不合格的滚蛋。第三，法夷来了，我第一个上船，你们跟着我。”
管带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问：“方大人，那吴大人定的那些……”
“吴大人的事我不管。”方耀打断他，“我只管打仗。不打仗的事，别来问我。”
消息传到彭玉麟那里，他正在威远炮台上看炮手操练。听完亲兵的禀报，他点点头，没说话。
“老爷，”彭安小心地问，“方大人这么干，会不会太急了？那些管带……”
“管带怎么了？”彭玉麟看着远处海面，“当年我在湘军水师，第一天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有人不服，曾国藩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服就打，打到服为止。曾剃头说，打可以，别打死。我说，打不死。”
他顿了顿，又说：“方耀在西北打了十几年，什么阵仗没见过？几个吃空饷的管带，他收拾得了。”
四月二十，彭玉麟收到一封密信。信是从北京辗转送来的，发信人是他在军机处的一个旧识。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法夷已定议，六月间将增兵越南。和战未决，朝议纷纭。李中堂主和，左大帅主战，太后持重。望雪帅早做准备。”
彭玉麟把信看了三遍，折好，烧了。
当晚，他把方耀叫来。
“六月，”他说，“法夷可能动手。”
方耀点点头，没说话。
“咱们还有两个月。”彭玉麟指着海防图，“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还要加固。水雷至少还要一百枚。炮手还要再练一批。”
“来得及吗？”
“来不及也得来。”彭玉麟抬起头，看着方耀，“你怕不怕？”
方耀笑了：“雪帅，我打了三十年仗，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彭玉麟也笑了，笑得有些苦涩：“我倒是知道。怕有用吗？”
五月初一，虎门各炮台接到命令：即日起，所有人员不得擅离驻地；弹药库全天候值班；夜间增派巡逻；渔船商船进出需登记报备。
珠江口突然紧张起来。渔民们发现，海面上的水师船多了，炮台上的旗子飘得比往日勤了，那些当兵的脸上没了笑容，走路都带着风。
有人悄悄问相熟的兵：“怎么啦？要打仗啦？”
兵摇头：“不知道。上头让练，就练呗。”
五月初五，端午节。
往年这时候，虎门各营都要放假，官兵们上岸看龙舟，喝酒，赌钱。今年不一样。彭玉麟一道令下来：操演照常，龙舟不许看，酒不许喝，赌不许开。
官兵们怨声载道。有人嘀咕：“又不是真要打，练什么练？”
方耀听见了，把那几个人叫出来，当着全营的面说：“谁觉得不用练，站出来，现在就滚蛋。”
没人敢站出来。
方耀又说：“不想滚蛋的，就好好练。真打起仗来，多练一天，多活一天。这话是雪帅当年教我的，我今天教你们。”
那天下午，彭玉麟站在威远炮台上，看着下面的官兵操练。太阳毒辣，晒得人头晕，那些兵一个个汗流浃背，还在练。装弹，瞄准，发射，一遍一遍，不知疲倦。
方耀走到他身边，递过一碗水：“雪帅，喝口水。”
彭玉麟接过碗，没喝，就那么端着。
“今儿个端午节，”他说，“衡州老家的龙舟，该下水了吧。”
方耀没接话。
“我小时候最爱看龙舟，”彭玉麟继续说，“那时候住在衡州府城，每年端午，湘江上几十条龙舟，敲锣打鼓，喊声震天。我骑在父亲肩上，看得脖子都酸了。有一年，一条龙舟翻了，掉下去十几个人，救了半天才救上来。我吓哭了，父亲说，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将来你也要下水。”
他顿了顿，苦笑了一下：“后来果然下水了。不是龙舟，是战船。”
远处传来操练的号子声，一下一下，整齐有力。彭玉麟看着那些兵，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
“方耀，”他突然问，“你说，这些人里头，有多少能活着回去过下一个端午？”
方耀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彭玉麟说，“所以得让他们多练。多练一天，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
五月中旬，广州城里的气氛也紧张起来。
市面上开始流传各种消息：说法夷的军舰已经到了海南岛，说法夷的兵已经在越南登陆，说法夷打算六月打进珠江口。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开始往乡下跑，有人干脆把家眷送回了内地。
张树声坐不住了，派人来问彭玉麟：“雪帅，外头传的那些，到底有几分真？”
彭玉麟回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虎门准备好了，法夷来了，就让他们尝尝咱们的炮。”
张树声听了回话，沉默半晌，对幕僚说：“这位彭大人，是真不怕死。”
幕僚小心地说：“制军，他是不怕死，可咱们……”
“咱们？”张树声苦笑，“咱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是朝廷派来的，咱们也是朝廷派来的。他要守，咱们也得守。死也要死在这儿。”
五月底，第一批新招募的炮手完成训练，正式分配到各炮台。
彭玉麟亲自去沙角送他们。那些年轻人，最大的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十七八，站在炮台上一排，脸上带着紧张和兴奋。
彭玉麟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个一个看过去。走到那个最年轻的面前，他停住了。
“多大了？”
“回、回大人，十八。”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一个妹妹。”
彭玉麟点点头，拍拍他的肩膀：“好好练，打完仗，回去看他们。”
年轻人使劲点头。
彭玉麟继续往前走，走到队伍前面，转身看着他们。
“诸位，”他说，“我是彭玉麟，今年六十六了，比你们爹都大。这辈子打了三十年仗，活到今天，靠的不是命大，是手底下的本事。今天我把这些本事教给你们——怎么装炮，怎么瞄准，怎么躲炮弹。能学多少是多少，能活多久是多久。”
他顿了顿，又说：“法夷要是真来了，咱们一起打。打赢了，我请你们喝酒；打输了，我陪你们一块儿死。”
没人说话。海风吹着，炮台上的旗子猎猎作响。
“都听明白了吗？”彭玉麟问。
“听明白了！”年轻的声音齐声响起，被海风送出很远。
六月初一，珠江口升起一面大旗。
旗是黑色的，上面绣着一株白梅，枝干虬曲，花朵绽放。这是彭玉麟让人做的帅旗——没有官衔，没有姓氏，只有一株梅。
方耀看见这面旗，愣了愣，问：“雪帅，这是？”
彭玉麟看着那面在风中飘扬的旗，淡淡地说：“我画了一辈子梅，也该让它们出来见见世面了。”
六月初三，一艘渔船在伶仃洋上发现远处有黑烟。渔老大爬上桅杆看了半天，下来时脸色发白。
“是船，”他说，“大船，好几艘，往这边来了。”
消息传到虎门时，天已经快黑了。彭玉麟站在威远炮台上，举着单筒望远镜，看着远处海面。夕阳把海水染成金红色，在波光粼粼中，隐约可见几个黑点。
“雪帅，”方耀站在他身边，压低声音，“是法舰？”
彭玉麟看了很久，放下望远镜：“是。”
他转身，看着炮台上的官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等着他说话。
“诸位，”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法夷来了。咱们等这一天，等了半年了。”
他顿了顿，又说：“各就各位。听我号令。”
炮台上顿时忙碌起来。炮手们跑向自己的炮位，弹药手打开弹药箱，引信手检查引信，观察手举起望远镜。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只有脚步声和简短的命令声。
彭玉麟站在原地，望着远处渐渐变大的黑点。夕阳照在他脸上，照得满头白发泛着金光。
“老爷，”彭安走过来，捧着一件东西，“这个……”
彭玉麟低头一看，是一方木印，印文四个隶书：“梅花知己”。梅姑当年刻的，他贴身戴了四十年。
他接过木印，握在掌心，印棱硌得生疼。
“阿梅，”他轻轻说，“当年你说，天越冷，心越要热。今天不冷，热得很。”
远处，法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炮台上，所有人都在等待。
彭玉麟把木印放回怀里，走到主炮旁边，亲自调整炮口的角度。
“方耀，”他说，“你来发第一炮。”
方耀愣了愣：“雪帅，您不发？”
“你发。”彭玉麟看着远处的海面，“我老了，手抖，怕打不准。”
方耀走到炮前，握住引火绳。他的手很稳，稳得像三十年前在长江上一样。
夕阳落下最后一缕光。海面上，法舰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桅杆上的旗子。
方耀回头看了一眼彭玉麟。彭玉麟点点头。
方耀点燃引信。
“嗤”的一声，引信燃烧，火花四溅。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那燃烧的引信越缩越短。
“轰——”
八千斤巨炮怒吼，炮弹呼啸而出，划破暮色，向海面飞去。
虎门之战，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