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墉: 三进私塾
我自称为孔子门生，是有根据的，儿时正式入读私塾时，塾师领我对着孔夫子的画像和“天地君亲师”牌位，恭恭敬敬的磕了五个头，他老人家在上面一声不吭，这不就是默认收我为门生吗！
我儿时性格固执、倔强，引起大人们的厌烦，大约在我四岁多的时候，表哥在对门开办了一所私塾，父母就将我送去接受管教。私塾里要整天坐着，不能说话，不能走动，稍稍违规就被骂，每天都有人被用戒尺打手心。可能被严厉训斥过吧，几天后就坚决不肯上学了，还点名骂表哥“某某某，狗日的”，屁股上随即被狠狠的抽了几巴掌，第一次进私塾也就到此为止，有没有认几个字或读几行书，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表哥的私塾搬到了我家南边的关帝庙里。入学仪式严肃认真，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我跟着表哥从三字经、百家姓、大学直读到中庸，前后约一年多时间。每天早晨到学堂念书，等到先生到来在椅子上坐下，一个个点名上去，先背昨天教的书，再按先生的要求，背任何一段已学过的书，背不熟练的下去再念再来背，再背不出来就要吃戒尺了。所以每天都有人被打。背完旧功课教新课，其实只是一小段，以认字为主，也简单讲解，但对理解并无要求，学生也就不认真听，我还怀疑，先生自己大概也不甚了了。整个上午，背书花的时间多，教书用的时间反而少。上厕所有名额限制，三四十人只有一根竹牌，轮流持牌如厕，所以厕所上只有一个人，就不会嘻戏打闹了。
表哥爱打牌，夏日昼长，每天饭后出去麻雀桌上战斗。学生们就成了花果山上的猢狲。因为课堂设在大殿里，高大而宽敞。关公和关平、周仓及他们的一群部下，天天与我们为伴，学塾只用了大殿的一部分。从大殿下几级台阶是个大庭院，院子中间有个砖砌的焚烧炉，刻着“敬惜字纸”四个字；一棵大白果树，树围要三四个人合抱。我们有足够的空间玩耍，搭台唱戏的，打弹弓的，翻筋斗的热闹非凡。四点左右，先生回来时已吃过晚茶，有时还带点酒气，负责警戒的学生发出信号，所有人都回到座位上，左右摇摆着上身高声朗读，大堂里振聋发聩，这样的高潮持续约一个小时，先生看到日头西沉，喊一声：放学！一轰而散。
不久因日寇在本镇长期驻札，表哥的私塾散了，我就到外地亲戚家去读洋学堂，插班二年级。三年后回到自家，镇上的日伪军据点已被新四军打掉，也开办了正规小学，可是由于这里是春季入学，要到半年后才能进去读五年级，我就到熊人福先生的私塾，半年里学完了论语上半部（上论）。
熊先生教学非常认真，课文一句句的讲解。书法训练，更严格要求，所以私塾里的学生，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大、小楷。只有我生性愚钝，又一心想念洋学堂，半年里论语学进去的甚少，连书法也没多大长进，说来惭愧！
熊先生是我们镇上倍受尊敬的文人，斯文儒雅，长期在外地工作，由于日寇入侵，才赋闲回家乡。他态度和蔼，谆谆善诱，从来不体罚学生。带十几个学生，都是亲朋子弟，基本上是义务教学。我看到他家长年喝麦糁子粥，十分清贫，而此时我家更一贫如洗，拿不出一点点“束修”，深怀歉意，以后又一直没有报答的机会。
我三进私塾，以“四书”为教材，切身体会是，除了识字外，获益甚微。倒是在读师范时，教语文的钱绍禹先生，全部选教古散文名篇，才算学了点文言文的基础知识，让我终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