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上了场，脱粒是要排队等的。机器按小时收钱，柴油用多少自要添满。排到我们家时已是深夜了。
往脱粒机里塞麦子自是瘦瘦的父亲，娘清除麦粒，我和姐挑麦草，西院的婶子看我们人少也过来帮忙了。
拉好电灯，开机器的人摇开柴油机，订好他的“马蹄”牌闹钟睡了，“轰隆隆”的脱粒机震耳地响起来，周围升腾起团团烟尘。我们在这烟尘中拼了一样劳作起来，
菜油机的烟混着尘土呛的人不能大口喘气，只能用鼻子慢慢呼吸，父亲为节省时间努力地往机器里推麦子，累的张着嘴大口的呼吸。山一样的麦堆在父亲身后，渐渐缩小，再小，终于没有了。忽然父亲离开脱粒机蹲下了，我看到父亲捏着的手指冒出了黑色的血。
“马蹄”牌小闹钟还在不紧不慢跳，只能看到红的眼，白的牙的父亲捏着手说：“比人家快三十多分钟，能省四十多元钱。”轰鸣声终于没有了，我的耳朵里还是“嗡嗡”地响，一阵夜风吹来我打了个激冷。合着衣我倒在身后的麦草里睡了，婆娑的柳树晃荡着垂下的枝条，满天的繁星啊，你是否看得见你脚下万千蝼蚁般的生命。
父亲红肿着眼泡，把我从麦草堆里拉起，对我说：“我扬场，你帮我打落吧，不会学着做，将来还是要种地吃饭的。”
村里的吆喝声飘忽着传进我的耳朵里，那是生产队长捏着公鸡般的嗓子再叫：“大家听好了，后天把麦子晒干扬净，交公粮了，不合格，要拉回来返工，过期不交，罚款”。这声音由大到小随着风远去了。
父亲吃力地拉着几口袋麦子，我撅着屁股用力地推，赶到粮管所，交公粮的平板车队排的已经很长了，车队慢慢的往前移动，日头偏西终于排到我们了，检验员手里拿着一个尖头的空心铁管，粗鲁地插入口袋，取出里面的麦子验水分去了，我担心着插坏了我们的口袋。
检验员出来，小手一摆。瘦瘦的父亲抱起口袋，一袋一袋地倒入筛子里，过完秤，金色的麦子随着长长的带子机器，流进了粮仓。
父亲央求开单子的人：“少去点杂吧，我晒的干，扬的净，”开单的戴着眼镜，眼袋松垮地吊着。转过高傲的头，连鼻孔也没有哼一声。一张纸条搡到父亲手里，父亲看后跟我说：“交了这么多的麦子，折了钱还不够提留，还需补缴。”
夕阳西下了，我肚子饿的疼，父亲从饭店里给我卖了一个大包子，馅是粉条猪肉的，我吃着香一定要父亲咬一口。父亲接过去闻了闻。竟没有舍得吃一口。我坐在平板车上，父亲拉着我，西下地落日将父亲瘦小的身影拉的很长……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