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生前与死后的遭遇，反差之鲜明，有如冰火两重天。从世俗视角来看，他只活了三十四岁，说好听一点，叫英年早逝，难听一点，则是短命，而且死于法场，身首异处，可谓横死或不得善终。更凄惨的是，虽然是有房有地的高富帅，但在家长制极为严格的时代，在这三十四年的人间世，并无多少欢愉可言，而几乎尝遍了人之为人的种种苦厄。譬如“少更多难，五日三丧”（谭嗣同《湘痕词八篇并叙》），五天之内，母亲、长兄、次姊三位至亲先后因白喉病去世，他也一度气息奄奄，昏死三日，幸而复苏，其字复生，即由此来，这一年他仅仅十二岁。此后的家庭生活，如梁启超《谭嗣同传》所云：“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十九岁那年，他与李闰结婚，夫妻志同道合，琴瑟静好，可惜未有子嗣，终归是一大憾事。1896、1897年间，他写作《仁学》，曾在序中感慨：“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这样的人生，大抵只能用孤苦来形容。
相比私人生活，谭嗣同的公共生活同样不幸。他是官二代出身，其父谭继洵曾官居湖北巡抚，封疆大吏，权倾一方，偏偏他与晚清官场风气格格不入，甚至深恶痛绝，父亲的权柄并非助力，反成负担，就此说来，其科考失败、仕途蹉跎，倒也谈不上什么不幸，那毕竟不是他的志业之所在。对他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牵念的仁人志士而言，真正的不幸，则在国运沉沦而无力回天。他生于1865年，死于1898年，这期间的国运，可画成一条弧线，只是弧顶不高，顶点定格于1884年。从1865到1884年，在他生命前二十年，大清迎来了“同光中兴”，虽然恍如一场政治春梦，不过到底处于上升期；1884年（甲申年）后国运渐渐衰落，至1894年（甲午年）急转直下——从甲申到甲午这十年应是大清自救的最后机会——1898年（戊戌年）再经一劫，1900年（庚子年）跌入谷底。他早死了两年，未尝亲见国运触底的惨淡一幕，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一种不幸，则是先行者的孤独。我们今天常说一句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然而纵观古今，困顿与冻毙正是大多先行者无法摆脱的宿命。谭嗣同的时代，主流不是维新，而是守旧。戊戌变法期间，一位叫李文诏的广西举人上书说，纵观大清官员，大约主守旧者，十之七八。如果考察的范围拓展至民众，守旧者的比例该在十之八九。在此语境之下，作为先行者的维新派注定孤独，民众给予他们的不是掌声，而是嘘声和骂声。拿谭嗣同之死来说。与大刀王五齐名的通背猿胡七（胡致廷）回忆道，谭嗣同就义那天，“那里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胡七《谭嗣同就义目击记》），这是目击者的记录，按理说应该可信，不过还有一种记载，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从刑部监狱押到菜市口法场的路上，被围观群众掷以烂菜叶，处斩之时，激起一片欢呼喝彩之声。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可信呢？我想补充一条佐证。与谭嗣同同日被捕的张荫桓，在英国、日本外交官的营救之下，侥幸不死，充军新疆，途径河北保定：
（八月二十三日）未正入省城，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犹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舆论纷纭，异口同声。
……二十五日自省动身，由二道口出西门夹道，观者仍如堵墙，啧有烦言，张坐车中如不闻。（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
张荫桓是维新先锋和领袖，康有为在朝中的后援。他的遭遇，足以为谭嗣同参照。胡七说看客满脸“非常凄惨的颜色”，想必是推己及人，抑或事后美化。更可能的情形则是，看客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兴奋异常，甚至会“酒醉似的喝彩”。
不过，恰恰在谭嗣同头颅落地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开始反转。在他身上，死亡不是表现为凋零，而是盛放，不是表现为葬礼，而是生机，不是表现为终结，而是开端。他的维新同志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固然脱逃，从此却不得不在狂飙突进的时代载沉载浮，最终不是被抛弃，就是被吞噬，唯有他像神祗一样矗立于时代之上，俯瞰改革潮落，革命潮起，一个激进的世纪奔涌而来，席卷而去。难得的是，他的形象和价值并未因死亡而固化，死亡反而打开了他孤苦的生命，使之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改革派、革命派、政治人、知识人、佛教徒、诗人等，纷纷引他为同道，把他推向高冷的神龛，并从他的履历和文本当中发掘最适合自家的资源。正如每一次哀悼都是一种招魂，每一次诠释都是一种重生，这一百二十年来，不断重生的他始终与时代同行，始终是每一代人的同时代人。
时至今日，谭嗣同依然是万人迷。有时我会惊异地发现，政治立场针锋相对的两个人，竟然都是谭嗣同的忠实拥趸。这是我的两个朋友，一人属于左派，一人属于右派，一人居庙堂之高，一人处江湖之远，一人为了寻找谭嗣同诗选，几乎跑遍了大都市的所有书店，一人每年只要有空，都要去浏阳谭嗣同墓祭拜，或在清明，或在谭嗣同忌日，或洒一瓶酒，或烧两首自己写的诗。他们素不相识，却在同一时刻——公历2018年9月28日下午，时值谭嗣同就义一百二十周年——发来悼念谭嗣同的消息，使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我还听说有人组织关于谭嗣同的读书会，有人参与关于谭嗣同的粉丝群……以谭嗣同之名，他们以及我们，在陌生的苍穹之下相遇，相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何以至此？生前落寞，身后荣耀，对一些先行者来讲，可谓常态——当然对更多先行者来讲，常态则是生前落寞，身后依旧落寞。其原由，往往归因于时代的进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那么，今天是谭嗣同的时代么？细究起来，谭嗣同生前与身后的中国，一些地方，毫无变更。譬如守旧，当年作为主流，而今何尝不是呢？正如鲁迅所嘲讽的那样：“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鲁迅《随感录四十八》，刊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照此说来，这不是维新的时代，而是需要维新的时代，这不是谭嗣同的时代，而是渴慕谭嗣同的时代。
时代之外，再说思想。谭嗣同的追随者，有多少受其思想感召呢？这个问题也许有陷阱之嫌，因为谭嗣同本非思想家——后世称之为思想家，实属过誉，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行动家或革命家。他的思想，一来激烈乃至偏执，更多表现为破坏；二来不成体系，缺一本代表作。有人会说起《仁学》，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文本，书名本身正意味着一种局限或失败：他对儒家本持批判态度，却不得不使用儒家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批判，正所谓“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刀尔登语）。后人固然可从书中各取所需，呈现出来的则是种种断章与碎片，用今天的话讲，叫金句，诸如这样的论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读来痛快淋漓，却不大经得起推敲。话说只会写金句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只会写金句的思想家，压根不能叫思想家。
我们可以找一个参照系。与谭嗣同一样，胡适也是跨越群体与时代的万人迷。后人追随胡适，认同其思想往往是第一要义。不同于谭嗣同的激烈、偏执，胡适的思想则以温和、通达著称，借用刘仲敬之语，堪称那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民国时期的思想图谱可以画成电子云的形式，他就位于电子云最密集的核心地带。各家各派无论多么不赞成胡适，都会发现自己和胡适的分歧小于自己和其他人的分歧。”（刘仲敬《“博识而多浅”的胡适》）所以要打比方，胡适可比作一块磁石，极具吸粉能力。谭嗣同的思想则无这等效应，对他的譬喻，只能是一柄利剑。
在我看来，不是思想，而是精神，构成了谭嗣同的盛大光芒，虽九死而不熄，历百载而未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以前我称之为侠客精神，显然低估了他，尽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完全当得起，只是他的种种坚守与冲决，早已突破了侠的狭隘范畴。张灏先生的烈士精神之说——与此相应，还有批判意识——也许是更合适的断语。所谓烈士精神，如谭嗣同自语，他屡经生死关口而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这样的想法，今天听来恍如奇谈，那个时代则不鲜见。对常人而言，除死无大事，然而在仁者与勇者眼里，终究还有一些事物高于生死，为了追寻、捍卫这些事物，他们不惧一死，甚至勇于一死，视捐生喋血为人间快事，用杀身成仁来证成自我。宣布“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随后坐以待捕，泰然赴死的谭嗣同，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在他身后，则有一支队伍，前赴后继，昂首而行，如自投监狱的邹容，北上行刺的吴樾、汪精卫等，共同铸就了一个烈士精神蒸腾、弥漫的时代。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精神，不仅在支撑人性的高度，还在探测生命的深度，在任何时代都该受到瞻望咨嗟，顶礼膜拜，何况是当下这个压抑、犬儒的时代呢。这正是谭嗣同成为万人迷的背景和理由。不过，在此必须要分清，致敬谭嗣同与烈士精神，未必表示希望其重现于世。我们常常叹息，当一个时代需要英雄，却没有英雄挺身而出，何其不幸；事实上，当一个时代需要英雄，本身已经足够不幸，既是英雄的不幸，也是期待英雄来拯救的常人的不幸。所以说，谭嗣同与烈士精神，最好的结局，即在人间只出现一次，就此化作丰碑，“世间再无谭嗣同”；出现的次数越多，越印证国事的危急与世道的败坏。
此外还要注意，烈士精神的核心是勇气，而非真理。一个人敢于牺牲，则不一定为真理牺牲，其所殉之道，也许是胡说八道或歪门邪道。前面提到汪精卫，他也曾以烈士精神而名动中外。1944年11月13日，胡适听闻汪精卫死于日本医院，写日记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这里的烈士情结，与烈士精神大体是一码事。今人谈论汪精卫，几乎都会引用这番话。不过请看最后一句，胡适还是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这相当于为烈士精神划定界限。倘若忽略了这道界限，则有可能拜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