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 34
“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假而行如司马文正公，才如诸葛忠武侯，亦不免为习不著、行不察，亦不过为资器之超于人，而谓有得于圣学则未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则与彼记诵词章之俗学，相去何能以寸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岁之内春而冬，常见吾德性之昭昭，...于此有未能，则问于人、学于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首章、《订顽》终篇而自悟可也。”
圣人之学之所以珍贵，因为它能使我们与天理合一。上天给与我们的，无非德性而已，德性是仁义礼智的根本，是人体气血的主宰。抛弃德性而求之于文字，这是治圣人之学吗？
假如具备司马光那样的事功，或者才华堪比诸葛亮，也仍然难免“习不著、行不察”的毛病，只能说这样的人资质才器超过常人，却不能说治学上于圣学有心得。
王阳明在《答陆原静书》中说，凭借禀赋建立功业，难免“行不著、习不察”。所谓“行不著、习不察”，是指行为思想不是自觉于道，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偏离圣学之道。后儒所认为的“著”“察”，往往拘泥于闻见的狭隘视野，而不是着眼于良知，往往被错误的习惯做法所蒙蔽，机械地模仿前贤先圣的做法，不是圣人所说的“著”“察”的含义。
何况，如果治学止步于追求训诂的精确、解说的严密，比如陈淳、饶鲁等，他们与那些只知道记诵辞章的人，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陈淳，字安卿，漳州龙溪人，人称北溪先生。。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朱熹理学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
饶鲁，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
圣学在宋代大放异彩，而如今沦落到如此地步，可叹！
我也注重钻研圣学的经义，在字斟句酌、条分缕析上下了不少功夫，以前总觉得陈淳的训诂还不够精确，饶鲁的解说还不够周密，我坠入这种窠臼中将近四十年，到现在才发现这是错误的。
从今以后，一日之内从子时到亥时，一月之内从初一到月末，一年之内从春季到冬季，我要坚持观照自己光明的内心，像天体周而复始的运转，像日月往来不断，不使功夫有须臾的间断，这对尊德性应该有所帮助吧？
在此过程中，如果有做不到的，或者去请教他人，或者自我反省，一定要坚持做到为止。
至于具体用功的方法，不是语言讲得清的，惟有细细体味《中庸》第一章以及张载《西铭》最后一篇的要义，而去逐步的领悟德性。
《中庸》首章是全文之体要，核心思想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时慎独恐惧，已发未发致中和。
《西铭》末章：“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富贵贫贱，都是天理，做人应该尊重天理，顺道而行。生而无违，死而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