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亦易见作史者意思，后面成败处，他都说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陈蕃杀宦者，但读前面，许多疏脱都可见了。“甘露”事亦然。〔贺孙〕
读史书时很容易发现写史者自己的想法——那些关于后来成败结局的内容，他其实在前面叙述时就已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出去了。比如写陈蕃谋划诛杀宦官这件事，只要读前面的记载，就能看出很多疏漏和破绽。记述“甘露之变”也是同样的道理。
朱子认为，史家在记述事件时，常隐含对结局的暗示，使前因与后果形成一种必然的逻辑链条。这种写法虽增强了叙事的连贯性，却可能简化历史的复杂性，掩盖了历史进程中偶然性与多重可能性。并通过两个具体案例——陈蕃谋诛宦官（东汉末年，陈蕃与窦武密谋铲除宦官集团，事败被杀）和“甘露之变”（唐文宗时期，朝臣与宦官势力激烈冲突，李训、郑注等人策划诛杀宦官，事泄后遭血腥镇压）——指出史家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常将结果预设于前因的铺陈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已能预见结局。朱子认为，历史的结果并非必然，但史家常通过选择性记载和因果倒置，构建一种“宿命感”，这可能掩盖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如偶然因素、信息误差等）。
朱子主张读史时需“逆向思考”，不仅关注史家给出的因果链条，更应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例如，若陈蕃计划周密，是否可能成功？宦官专权的局面是否必然导致悲剧？朱子提醒后人：“读史不可徒观成败，须看当时何以有隙可乘，何以无隙可乘。”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在于理解“为何发生”以及“是否可能不同”。这种思考方式，至今仍是读史者应持的清醒态度。
问芝：“史书记得熟否？苏丞相颂看史，都在手上轮得。他那资性直是会记。”芝曰：“亦缘多忘。”曰：“正缘如此，也须大约记得某年有甚么事，某年有甚么事。才记不起，无缘会得浃洽。”芝云：“正缘是不浃洽。”曰：“合看两件。且看一件，若两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朱子）问陈芝：“史书读熟了吗？苏颂（苏丞相）读史书时，书卷都在手中轮转着看。他那记性真是天生就会记诵。”陈芝回答说：“但我也常容易忘记。”朱子说：“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大体记住某年发生了什么事，某年又发生了什么事。若完全记不起来，便没办法贯通融合（理解史事）。”陈芝说：“正是因为没有贯通。”朱子回答道：“可以同时对照着看两件事。哪怕先只看一件，如果两件事共有四百字，先读二百字，又有何不可呢？”
“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绰看过，心下似有似无，济得甚事！读一件书，须心心念念只在这书上，令彻头彻尾，读教精熟，这说是如何，那说是如何，这说同处是如何，不同处是如何，安有不长进！而今人只办得十日读书，下著头不与闲事，管取便别。莫说十日，只读得一日，便有功验。人若办得十来年读书，世间甚书读不了！今公们自正月至腊月三十日，管取无一日专心致志在书上。”又云：“人做事，须是专一。且如张旭学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若不是他专心致志，如何会悟！”
朱子说：“人们读史书，关键章节必须背下来才行。比如读《汉书》，高祖辞别沛公的段落、义帝派遣沛公入关的段落、韩信初次游说汉王的段落，以及史上称赞的《过秦论》这类文章，都应当熟读成诵才算合格。若是浮光掠影地翻阅，心里模模糊糊似懂非懂，那能顶什么用！读一本书，就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心思都在这本书上，从头到尾反复精读，琢磨这一处观点如何，那一处论述怎样，相同之处在哪里，不同之处在何处——这样读书哪会没有长进！如今的人哪怕只安排十天时间埋头读书，撇开杂事不理，效果必然不同。莫说十天，即便只专心读一天，也能立见成效。人若能坚持读书十来年，世上还有什么书读不透！但看看诸位从正月到腊月三十，恐怕找不出一天是真正专心致志在书本上的。”朱子又说：“做事贵在专一。就像张旭学草书，是看到公孙大娘舞剑才悟出笔法精髓。若不是他全神贯注于此，怎能触发这样的领悟！”
朱熹的读书方法核心就是专注、静心、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