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欧阳子尝赋秋声，我也讲一段秋声的故事。
一、
现在我们讲清代史，基本上采西方观点，把道光廿年鸦片战争看成是中国参与世界史的转折点。之前是太平盛世，盛夏的酣睡；之后被打门的暴客惊醒，才发现已是遍地秋声，外患侵寻。之前是保守的封建帝国，之后是面临西方挑战而逐步面向世界，迈入现代。
其实这个框架全是错的，虽然它炮制了无数教科书、学位论文、专著、学会、影视节目。
首先，清代康雍乾嘉道，就不是“盛世”。
顺治时期仍属于打江山阶段，各地反抗不断。江山打下来以后，亦文字狱不断。文字狱不断，即显示了内部的不安，满汉畛域未消。
康熙朝继续在打仗，直到台湾收入版图、三藩底平，还有白莲教天地会在各处不断起事。
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说穿了也还是老在打仗，武力还能镇压住内部矛盾而已。大小金川之乱，由十二年打到四十一年；回部之变，由廿年打至廿六年，朝廷其实已经焦头烂额。稍平缓，又有朱一贵、林爽文之变。新疆的事就更不用说了，从康熙打到乾隆。
迄嘉庆，元年到九年，就有川楚白莲教乱。十八年，天理教甚至攻入北京。
南方则海盗蔡牵纵横台湾、闽、广、浙江水域，由乾隆五九年闹到嘉庆十四年。
宣宗道光期间又有太平天国。
咸丰以后，则是捻乱（同治四到七年）、云南回变（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二年）、新疆之乱（同治三年到光绪二年）。
这些荦荦大者之外，民变教乱可谓层出不穷。
看看这些，就明白“盛世”的真相。社会内部种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汉学宋学的学派矛盾，五毒俱发，都很激烈。
古话说得好：「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内部之问题已如此严峻了，一般人却还沈醉在太平盛世的想象中，文恬武嬉，焉得不渐渐土崩瓦解？外患傥来，又焉能抵挡？
换言之，清代后来之衰，根子原在「盛时」。而衰亦不由锁国之故，或因西方侵略故衰，基本上是内部矛盾扩大使然。
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锁国，更是荒唐。
明清两代，中国乃世上超级贸易大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全球流入白银共达十二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五百万，这叫锁国吗？
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是因中国商品遍及世界。通过大航海，明代更是老早就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宾等为中转站，硫磺、白银、马匹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品也因此走向西方。因此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欧洲人绝不能独居其功。
二、
进一步看，以道光廿年（1840）鸦片战争为近代史之开端，把清朝划为前后两期，更是问题重重。
像所谓经世型文人，影响晚清乃至维新革命的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其实感时忧国之活动多在鸦片战争以前。
龚生于一七九二年，到道光廿年之前一年，《己亥杂诗》315首都已经写完了；道光廿年之后一年，他就死了。所以根本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人物。
另一位所谓经世之学的大将：魏源（1794-1857），早在道光六年就编好了《皇朝经世文编》。后来再编《圣武纪》《海国图志》等，不过是此事之继声而已。足证经世之学，上继晚明清初的可能性，远大于受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冲击之刺激。
魏源是在各本近代史着中都被列名为变法派的代表人物。或称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强调变古。
可是他到底变了什么呢？
《海国图志》固然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说得明明白白：「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什么才是兵本？就是人心。所以他引「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主张觉人心、起人才。
《皇朝经世文编．序》的第一句话也如此说：「事必本夫心」。因为人心人才最重要，所以法不法古，实属枝末。〈默觚‧治篇四〉讲得更清楚：「秦以尽坏古制败，莽以勦袭古制败，何其异轨亦同归耶？秦之暴，不封建亡，即封建亦亡。诗曰：枝弃未有害，本实先拨」。人心是本，法是枝叶，故〈皇朝经世文编序〉在「事必本夫心」底下，立刻接着说：「法必本于人」。变不变法，岂是重点？
而且不能轻易变法：「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治篇四）。纵使要变，也须掌握这个原则：「今必本夫古」，应该法古。
复古的他，哪里是如现今史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主张尽变古法的人呢？而后来清朝的崩溃，主要也正是人心垮了，变什么制度，大家都不信、也不支持了。
因此，采断裂历史观，把清代划为前后两段，并把后面这一段视为进入资本主义之近代或现代，强调其具有现代性，只是意识型态的构作。反证到处都有，可叹被成见糊了眼的人看不见而已。
以词为例。近人都说，乾嘉是浙派，以后，常州取而代之，这就是变。实则张惠言（1761-1802）卒于嘉庆七年，本就是乾嘉词坛一份子。
而道光以后，浙派却跟以前同样活跃。王嘉禄于道光二年编《吴中七家词》都属浙派。七家之中，戈载最重要，除作有《词林正韵》外，于道光十年编成《宋七家词选》，阐发词应雅正，且以南宋为依归之旨。
因此，若以为道光以后词坛即一变而为常州天下，显非事实。
事实是：浙派虽兴起略早，衰弱却迟。常州起于乾嘉，道光中声势渐盛，但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外孙董毅、门人宋翔凤便都有参会浙派之处。
风气是会有些变化，凡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然而这种变化并不能想象为常州取代了浙派，而是乾嘉之浙派常州派后来逐渐参伍交错，激荡互动而形成新局面的。这个新局面，与鸦片战争、外国势力并没什么太大或太直接的关系。
由这些事例，我们就当知文学史思想史不应乱附会近代外交史、西力东渐史、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史等框架，把清代分为鸦片战争之前与之后。许多状况，乃延续性的发展；许多「晚清现象」，或非晩清才有，或非遭逢西力东渐而有，乃踵事增华而来。就是变，也常不自道光廿年始变，更多不因西力东渐而变，文学本身或中国社会内部许多因素相激而变，才是主要的。过去整个文学史述的主轴都搞错了。
三、
接着，我要介绍嘉庆道光间，士人对“盛世”产生的结果有何判断。
这种判断是结合述游士之寒、论国步之艰、志社会之乱、记游历之感四方面，综合并生于嘉道以后舆论界的。
他们主要关注以下几点：一、官吏腐化、士气已衰；二、学风不正；三、民变蠭起、盗贼横行；四、治河、治漕、治盐无功、财政日弊、社会日乱；五、农政不修，土地问题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他们也设想了一些改造之道，这些改革的思路，逐渐铸就后来中兴、变法、维新革命等思潮与行动：
（一）官吏腐化，士气已衰。
龚自珍说：「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后，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惰，京师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西域置行省议）。
又说当时：「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京师丑类窳呰，诈伪不才，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以致整个国家「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尊隐）。
士之入仕，本以行道；但入仕之后，为利禄权势所劫，「官愈久，则气愈媮；望俞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明良论）。
故经世之道，首先就要对士阶层本身之腐化提出反省，重振古士大夫之精神。嘉道以后，士风渐振励激昂，荷负之责，重于乾嘉，即由于此。
新一代的大臣，如曾国藩等就是以士道自励的。清之所以能够「中兴」，关键在此，岂仅如近人所云是学洋人造轮船、用科技？
中兴之后，终于未能成功，原因亦当由此索解，梁启超说得好：「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日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于一辙！」（北海谈话记）
传统的士节士风，经康雍干之摧抑，稍振衰于道咸同光。然经李鸿章以功名之念、现实之想转移风气，再变而为袁世凯，以后政界遂充斥着一批无人格的流氓，直至今日了。
（二）学风不正。
魏源〈都中吟〉曾批评乾嘉汉学家：「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又在《默觚下．治篇一》对于讲宋学的、溺辞章的也同样抨击，说：「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物，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以言学问矣，浮藻餖飣可为圣学乎？」。
又讽刺文人士大夫：「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从此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鼗铎，官不翰林不谥文，官不翰林不入阁。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
汉学考证、宋学义理、文学词章均不可恃，那么该改而提倡哪一种学风才能应付时局呢？用「经世」来概括并不准确，魏源等人所主张的乃是综合辞章、义理、考据、经济之学：「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
对学风的批判，乃士对本身士风反省之一环。由于龚魏诸君颇张公羊今文家之说，因此清代后期学术常被形容为公羊今文学大盛之局。
但我要提醒诸位：用今文公羊学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常州学派本身就是经术、政事、文章之综合，故龚自珍〈常州高才篇〉云：「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日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雠」。
而常州今文学派又不过是道咸以后之一支，古文经学的传承同样未断，至孙诒让、俞樾、章炳麟、刘师培，又何尝不是合经术、政事、文章为一？
曾国藩所代表的一路，号称湘乡派，根柢则在宋学。咸丰八年五月三十与弟书：「如有《大学衍义》《衍义补》二书可买者，望买之。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干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赅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湘乡之文，出于桐城。试看此说，便知他也是合政事、文章、经义为一的。
（三）社会矛盾，民变蠭起。
清代之满汉矛盾，是深刻而不断的，最终也亡于满汉冲突。
可是种族矛盾、思想矛盾还不只满汉之争而已。从乾隆六十年湘贵苗民起事算起，中经川陕各省白莲教乱，嘉庆间河南河北山东天理教起事，道光六年新疆回变、道光十年湖南瑶民起事、咸丰元年太平天国……等，直到清亡，民变是不断的。
所谓义和团，实即这类民变团体之聚和。政府本拟剿灭之，忽转而欲藉其力以御敌，遂滋糜烂。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等都提到义和团在京搜捕白莲教徒之事，可见其初只是民间相互倾轧之教团，后又欲以此技俩对付洋教而已。
汉人文士对异教异种族之民变，基本是不认同的。近代史论往往从阶级角度批评封建士大夫有思想局限，故不支持农民起义。殊不知此类民变，主要性质，一为种族矛盾，如苗、回、瑶之起事；一为宗教冲突，如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均为教民起事，而非农民起义；三为因吏治不彰而坐大之盗匪，倚山傍水，劫掠以谋衣食。不论哪一种，士人都不可能支持，只能因其事而志其哀。
如太平天国，有江湜〈哀流民〉、金和〈原盗〉〈痛定十三首〉、王拯〈书愤〉、王闓运〈独行谣〉、曾国藩〈次韵和何廉昉太守感怀十六首〉等一大批感时哀事之作，论者或云其「哀语使人不欢，危语使人毛戴」（谭献论江氏）；或自称是秋蟪吟馆之什（金氏），总之是哀苦的。其写法则往往采长篇或组诗型态，叙事手法且近于史传和小说。
（四）河、漕、盐、农等内政窳劣。
河、漕、盐，皆清嘉道咸以后之沈疴，迄未解决，从包世臣到《老残游记》对此均有反映。
包氏文集含《管情三义》与《齐民四术》，前者收诗词赋，后者谈农、礼、刑、兵。另外他还有《筹河刍言》，论漕、论盐法、论西北水利等。
刘鹗以治河自负，结果不得施用，徒存壮志于《老残游记》中，足当象征。
近代文学史述，只晓得讲一些抗英抗夷的诗文，对这类刻划内部社会问题的作品却着墨甚少。其实这类作品数量既多，质量也甚佳，如鲁一同、郑珍、姚燮许多诗都很可观，不可忽视。
（五）农政不修，土地问题严重
农政不修，更是膏肓之疾。包世臣论农学、龚自珍倡「农宗」，均由于此。后来从太平天国的田亩制度改革，到孙中山、毛泽东，土地问题、农民问题都仍是治乱盛衰之关键。至今，三农、住房、土地分配、户籍管理、「富者田连阡陌而穷者无立锥之地」等问题，也依旧未能解决。
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会以未能积极发展「商战」，进行物质理财救国（康有为一本着作名）为中国衰败之原因。只有深入中国问题内部，才能明白龚自珍倡「农宗」、罗振玉办农学会、章太炎以农民为十六种阶级之首等等这个脉络才真正切中了要害。
三、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些议论，充分显示“厉害了我的康干盛世”只是个空架子，内部五毒俱生，故知识分子已有哀蝉之鸣。
而后来外国人来欺凌，捅破了空架子，也是必然的，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秋声大作之代表，便是《庚子秋词》。这是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在八国联军占据北京，困居无奈中以词抒怀之作。选调以六十字为限，选字、选韵以王鹏运之弟王维熙生前所赠的丛残诗牌二百多页所有字为限，相与唱和，全为小令，共三百十五首。
其中如王鹏运〈鹧鸪天〉说：「无计消愁独醉眠。倦看星斗凤城边。旧时胜赏迷游鹿，入夜秋声杂断猿。 空暗淡，漫流连。眼中不分此山川。何堪歌酒东华路，泪尽西风理断弦」；朱祖谋〈西江月〉说：「待阙鸳鸯社散。移家燕子巢寒。伤春人在醉醒间。酒冷花飞人远。 山枕一春无梦，水堂两处凭阑。轴帘来与理琴弦，心剪东风俱乱」，读之均有戚然之感。
同时此类作品还有许多，如郑文焯赋杨柳二十六首、〈谒金门〉三解，每阕以「行不得」、「留不得」、「归不得」发端，感慨亦同。
再过十一年，清朝也就亡了。
此去经年，又闻秋声。淅沥萧飒，金铁皆鸣。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