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年间的皇宫，铜鹤香炉里的沉香燃得发慌。才三岁的仪国公缩在锦被里，小脸抽得扭曲，手脚时不时僵直抽搐，太医们围着龙床急得满头汗，却连像样的方子都开不出来，这“瘈疭”之症，已经耗了三天，皇子眼看就不行了。
“钱乙！快宣民间大夫钱乙进宫！” 长公主的哭喊打破死寂，她的孩子当年就是被这大夫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谁也没想到，救星竟是个穿粗布长衫的民间大夫：钱乙。这年他四十出头，一双诊脉的手布满老茧，那是常年走村串户给孩童看病磨出来的。三岁丧母、父亲远游失踪的他，是姑父吕医生把他拉扯大，从认药草到记医书，姑父常说“小儿是哑科，得用眼瞧、用心听”。
钱乙刚摸到皇子的手腕，就皱起了眉。旁边的太医立刻冷笑：“钱大夫莫不是看不出？这分明是肝风内动，该用平肝息风的猛药。” 这话里的轻蔑藏都藏不住一个乡野大夫，懂什么皇家诊病？
可钱乙没理会，反而扒开皇子的眼皮细看，又摸了摸孩子的后腰，忽然开口：“取灶心黄土来，配白术、附子熬汤。”
“胡闹！”太医院院正一拍桌子，“瘈疭是肝经的病，你治脾胃，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 殿内顿时一片附和，连宋神宗都皱起了眉：“钱乙，你可知误诊的后果？”
钱乙膝盖没弯，声音却稳：“皇上请看，皇子舌苔白腻如水浸，脉沉缓无力，这是脾阳不足，水湿困住了肝木。木要长，得靠土养，土旺才能克水，风自然就停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句，“要是用药不对，再过半日，皇子恐怕连药都喂不进去了。”
宋神宗咬咬牙：“煮药！出了事朕担着！”
灶心黄土是农家烧火剩下的泥巴，太医们端药时都掩着鼻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乳母抱着皇子喂药，药汁沾在嘴角，皇子竟没像之前那样哭闹。到了后半夜，守在宫外的宋神宗突然听见屋里传来轻浅的呼吸声，皇子不抽了，小脸也慢慢舒展，第二天竟能指着床头的拨浪鼓笑出声。
众人惊得说不出话，钱乙却对着太医们拱手：“诸位先前用药打下了底子，我只是恰逢其会罢了。” 这话听得宋神宗直点头，当即封他做了太医院丞。
没人知道，这“恰逢其会”的背后，是四十年的死磕。早年在乡下，他见过太多孩子因误诊夭折：有个五岁娃夜里发热，医生当伤寒治，用了凉药反而多涎嗜睡，钱乙改用白术散，三剂就退了热；还有农家孩子腹泻脱形，他用藿香配茯苓，几分钱的药就救了命 。他常说：“小儿脏腑柔弱，像刚发芽的草，不能用猛药硬攻。”
在太医院里，钱乙更像个“异类”。别的太医开方讲究名贵药材，他却总用寻常药；别人按成人方子减量，他却自创方剂。他把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改了改，去掉温燥的桂和附，留下六味柔润的药，做成“地黄丸”，专治小儿先天不足，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六味地黄丸，至今还在沿用 。
有次京郊爆发痘疹，孩子们一个个烧得脱皮，太医们束手无策。钱乙守在疫区半个月，每天盯着患儿的疹子看，终于摸清规律：红疹子是热毒，白疹子是虚寒，还创了升麻葛根汤，硬生生把病死率降了下来。有个嬷嬷哭着给他磕头，说要不是他，全村的娃都没了。钱乙却把她扶起来，塞给她一包药粉：“这是预防的方子，熬水给没发病的娃喝。”
他这辈子最看重的，是本磨得卷边的册子。白天看病，晚上就对着油灯记录：左腮红是肝热，鼻头发黄是脾弱，眼无精光就是肾虚，这就是他独创的“五脏辨证法”。后来学生阎季忠把这些笔记整理成《小儿药证直诀》，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难怪《四库全书》说“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
晚年的钱乙退隐回乡，手脚因旧病蜷曲，却还坐着竹椅给孩童诊脉。有人劝他歇着，他摇头：“我爹当年丢下我走了，是姑父教我医术。现在我要是歇了，那些苦孩子找谁去？” 他临终前还嘱咐学生：“治小儿病，别求快，得求稳，记住‘三分饥与寒’，别让孩子吃太饱、穿太暖。”
钱乙走后，乡邻们在他的药庐前种满了紫苏和薄荷，那是他最常用的两种药。而他留下的不仅是方子，更是一种规矩：儿科不是“小大人科”，孩子该有自己的诊疗之道。
直到今天，儿科医生还在学他的五脏辨证，用他的泻白散治咳嗽、导赤散清心热。那些看似普通的药材，经他的手搭配，就成了护佑孩童的屏障。这大概就是“儿科鼻祖”的真正含义：不是名气多大，而是用一辈子的仁心，让无数孩子能笑着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