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总有办法让你买单。
《生老病死的生意》是社会学教授陈纯菁在上海做的关于保险的民族志研究的沉淀。全书梳理了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兴起发展过程，并透过这个过程，探讨了文化与市场的关系。
保险产品有两大类别：其一，风险管理保险产品（主要包括：寿险、意外险、健康险、重疾险），利润是通过死亡率和意外发生的概率来确定的。死亡率和意外发生概率可以通过保险精算评估，相对有迹可循。其二，理财保险产品（养老险、年金险、分红险等），利润主要来自利用保费投资所得收益。因此理财保险更依赖投资环境，但投资环境变化难以预测。
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说，保险公司应该主打人寿保险的人身风险管理功能，体现其独特的优势；其次才是推销理财管理功能，以保证产品多样性。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购买风险管理产品是建立在理性经济计算的基础上，将不确定转化为可控的风险，最大化发挥保险对自己风险管理的作用。理财保险相比与纯理财产品，其理财收益优势并不明显。
因此，在海外市场，保险公司利润导向的风险管理产品也确实更被消费者接纳。
但是，换在中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保险行业复苏时，各家公司也按照国外经验推出低保费的人寿险，结果却并不理想。
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环境并不接纳人寿保险。传统的“善始善终”、“养儿防老”、“老有所依”等死生观念，与人寿保险“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生命”的保险逻辑背道而驰。人们排斥死后理赔给受益人金钱这种”不吉利“的寿险产品，即使它是最具工具理性的产品之一。
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环境、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利于保险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让人们购买力提升，诞生了新中产阶级；这为保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社会的高速变迁，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不稳定性，也提升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养老金改革等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缩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邻里互助体系解体，都为商业人寿保险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国家政策层面也大力推动保险行业的发展，开放市场给外资企业，引进相关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加快推进有关法律法规建设。
如此看来，保险必然是要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来的。
那它是如何在文化盐碱地上开花结果的呢？
在消费者层面，由于生死文化与人寿保险理念不兼容。消费者直接忽略掉了保险的风险管理的作用，只按照财富管理的思维在理解和诠释“保险”。这也是为何，他们将保费形容为“本金”，只在意自己能不能“回本”，并不关注风险保障内容偏爱，选择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获得回报的产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代理人苦口婆心传达保险的风险管理的正确理念，消费者反而会反感觉得触霉头，不相信意外事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本土保险公司为了更多地占领市场，迎合顾问的需求，将寿险产品重新定义为理财工具，而弱化其风险管理，推出了一系列具备储蓄等理财功能的保险产品。比如：抓住了中国人”孩本位“的观念，把少儿险打造为送孩子的礼物；抓住“储蓄”需求，设置保障期限内高于银行利率的产品；甚至出现以投资为导向的“投连险”产品（额，保险本是为了控制风险，最后却变成了承担风险。）
事实上，通过“用户要什么就卖什么”本土保险公司确实碾压了海外公司，占领了主要的市场份额。但他们并未获得高盈利和好的回报，中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如前面提到的投连险。当然也未能让人寿险真正发挥其价值优势，甚至搞坏了保险的名声，多年来让消费者闻保险色变。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作者在后期研究发现：由于本土保险公司的“骚”操作让海外公司没有了竞争力，他们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坚持的寿险风险管理价值理念，开始研发更受中国人喜欢的兼具理财的产品。
保险市场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庞大的群体支持——保险代理人。大家熟悉且反感的保险推销套路，不过是因为代理人们要绕开死亡禁忌而已。一方面他们利用亲朋关系还是攀交帮忙让客户欠人情；另一方面他们宣传产品“理财”和“返现”等特点，让客户感觉到买这个保险能“回本”。
总的来说，作者提出了“文化作为工具”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寿保险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的积极作用。当社会传统公知的生死观抵触人寿保险意识形态时，保险公司和代理人会聪明地利用本地文化知识、符号和实践，用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描述人寿保险，达成交易目的。
看完这本书，能更立体地理解保险行业兴起时的野蛮局面。保险公司、代理人、消费者没有一方能在文化禁忌下理性的思考。
对比生死观念相近的日本，他们带有定期寿险成分的终身险及其他应对死亡风险的保险已经成为主打产品。这是如何转变的？作者提出的探讨方向是：不一定要聚焦于人寿保险本身，而应该更多关注本土和全球化力量之间的互动。似乎站在当下去看，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方向。
另外，个人认为，上一辈人接受来自“非理性”投保的毒打和“理性“投保的福报，也让新一代成长于互联网的年轻人，更能接受实实在在的风险管理寿险产品，而不是将保险和理财一锅乱炖。
抛开保险这个研究议题，作者的社会学研究思路也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附录对研究方案、思路过程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