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后金的作战，从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于盛京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一路攻城略地，兵锋锐不可当，万历皇帝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双方与萨尔浒交战，明军大败，自此，明朝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这种不利的形势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
整个东北局面在经历了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等多位名将的苦心经营后，依靠坚固的关宁锦防线，始终拒敌于关外，可是辽东大半已被后金所占领，明军在战略防御期间，败多胜少，更何况关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军很有可能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明军在对后金的战斗中，就没有机会了呢?
笔者认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显然，明军的机会是有的，而且还比较多，比较明显，可是，由于崇祯皇帝的战略决策失误，导致了这个机会变成了危险，笔者想说的这个机会，就是崇祯十三年至崇祯十五年的松山之战。
明军统帅洪承畴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帅才，而清军统帅皇太极更是一个军事天才，皇太极与崇祯十三年派兵包围锦州，但是只围不攻，意在围点打援，引诱明军前往锦州解围，伏击于途中，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此役皇太极动用了十余万八旗精锐，可以说下了血本了。
洪承畴奉旨率军前往锦州解围，并将驻守北方边防的八个总兵都调至麾下，总兵力达到十三万，洪承畴非常明白皇太极的用兵方略，吸取了以往分兵出击被各个击破的教训，可以说是将明朝北边所有的精锐全部聚集于宁远前线，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术，与清军相持与锦州外围，决定与清军打一场持久战。
列位看官应该都知道松山之战的过程，崇祯皇帝，特别是兵部尚书陈新甲，改变了持久战的既定方针，数次催促洪承畴出战，洪承畴被迫出兵，皇太极闻讯立即赶往前线，并立即切断了松山与杏山、塔山、锦州的联系，使其困守松山，孤立无援，最终全军粮草耗尽，突围失败，军心涣散，此时的大溃败已然形成，崇祯十五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本人也被俘投降。
从双方的用兵方略而言，久耗下去，清军必败，因为清军毕竟是以一隅抵一国，皇太极耗不起，因此，洪承畴坚持步步为营，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无疑是上上之策，此时的锦州守军主将祖大寿专门派人突围告知洪承畴，城中粮草充足，足可支持半年，希望洪承畴能够稳扎稳打，不要贸然出兵解围，二人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从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明军与清军都下了血本，一旦明军获得胜利，清军必然锐气大丧，但一旦明军失败，明朝在北方的最后一点精锐家底算是拼光了，从山海关到蓟州将无兵可调，在整个辽西战场，明军将面临无险可守，无城可守(还剩一个宁远)的局面，关宁锦防线也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洪承畴集聚重兵与清军决战于锦州外围，可谓是一次豪赌。
洪承畴被迫放弃对峙相持的战略方针，就已经意味着松山之战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洪承畴的本意，他是极力反对立即出兵解围的，那么，谁要对松山之战的失败负责呢?笔者认为，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仅仅凭借着不切实际地瞎猜测、瞎指挥，否定了洪承畴的战略方针，硬是断送了这十三万大军，也断送了整个东北局势，看看对手皇太极吧!主动前往一线指挥，可谓身先士卒，鼓舞士气，两相对比，高下立现。
其次，洪承畴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前文已经说了，洪承畴的战略方针是一场豪赌，如果按洪承畴的部署，极有可能扭转辽东局势，使明军处于战略优势，但一旦失败，明军在东北几乎无立足之地，无论如何，洪承畴得有必胜的把握才能赌这一把，可他却没有将干扰战略方针实施的因素考虑全面，作为崇祯皇帝依赖的重臣，洪承畴应该明白这位皇帝多疑少断的心理，如果说是忽略了，那就是他作为统帅的失职，当然了，这其实不在他作为臣子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因此，很多人对于洪承畴此败，是表示同情的。
洪承畴大军被围之后，各路总兵就开始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了，都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如何突破重围，加上粮道被断，军心浮动，洪承畴倒是想奋力一搏，可是各路将领临阵退缩，大军溃败，而此时诸如吴三桂等部，均不愿出兵援救松山，明军是一支大军几条心，而清军则是几支大军一条心，这也是导致松山之败的一个原因。
松山之战后，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几代名将苦心经营的关宁锦防线岌岌可危，最终只剩三万余残军跟随吴三桂退守宁远，此役是明清双方在辽东最后的关键战役，以后明军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
此役之后，明朝内部开始追责，言官们纷纷弹劾陈新甲及兵部，一场口水战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毕竟最后做决策的是崇祯皇帝，由于当时讯息不通，崇祯皇帝还不知道洪承畴已经投降清朝，还下旨表彰了洪承畴，在某一段时间里，洪承畴一直是为国捐躯，令人尊敬的烈士，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啊!
洪承畴投降清军之后，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在皇太极、多尔衮以及顺治时代，他都是身居要职，备受重用，在清军入关后，他也成为了剿灭反清军事力量的“急先锋”，他提倡满人汉化，从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从道德层面而言，他是典型的“失节者”，《清史稿》将他列入《贰臣传》，可见满洲贵族在对待“失节者”的问题上，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鉴于他的贡献，将他列于《贰臣传》甲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