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今日得闲，读到亮子老师发表在宝安日报上的《童年冬日的取暖往事——挤矮子》一文，心中那根久未拨动的弦，仿佛被一只温暖而粗糙的手轻轻一弹，余音震颤，直抵记忆最深处的角落。
我这个北方长大的孩子，隔着数载光阴，竟被这南方报纸上的文章，引回了那片冰封而滚烫的故土。文章里描绘的场景，让我不由惊叹：莫非那凛冽北风刮过的土地上，孩子们的冬天，都是以如此相似的方式取暖？【这般纯粹的寒与暖，南方的朋友怕是无从体会。】
记忆里北方的冬天，那冷，是有牙齿的。它能穿透层层臃肿，咬进骨头缝里。尤其是坐在门窗漏风的教室里，煤火尚未生起的早晨，寒意便像无数细密的针，从四面八方扎进来。手指蜷在袖口里不敢伸出，脚趾在棉鞋里渐渐失去知觉，从最初的刺痛到麻木。若是不幸生了冻疙瘩，那才是真正的磨难，夜里一钻进被窝，血液开始回流，那钻心的痒，恨不得将脚丫蹭破。我是汗脚，棉鞋里总是潮乎乎的，那湿冷仿佛有了生命，让冷与热变成一场令人烦躁的拉锯战。
然而，在这片苦寒的背景布上，亮起了一簇最温暖的光，那便是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他那时年轻，模样周正，身上总带着一股朝气。最难得的是，他讲课极其明白，再复杂的数学题，经他几道粉笔痕、几句家常似的比喻，便云雾散开，豁然开朗。在我们这群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眼里，张老师几乎是“全能”的化身。他能利索地捅开炉子，让奄奄一息的煤火重焕生机；能在黑板上画出规整无比的圆；甚至还能在某个午后，教我们唱几句当时流行的歌谣。他像我们这个寒冷王国里从容的将军，也无所不能。
取暖，是冬日课间的头等大事。若是前夜下了雪，早就安排好的几位同学从自家带十个玉米核——那是生煤火最好的引火之物。炉火初燃，青烟混杂着煤味在教室里弥漫，热量却还吝啬地蜷缩在炉膛口。这时候，张老师便会站起身，拍拍手上的粉笔灰，用他那清亮的声音喊道：“来，同学们，一、二、三！”我们便心领神会，全班几十双脚，随着他的口令，整齐而用力地跺向地面。“咚！咚！咚！”霎时间，尘土从地上飞扬起来，在从窗户透进的苍白天光中飞舞，教室里顿时乌烟瘴气。可没人在乎这个。那有节奏的震动从脚底传遍全身，凝固的血液仿佛也开始加速奔流。尘土的气息混合着呼出的白雾，构成一种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粗粝而蓬勃的生机。那一刻，温暖不是被给予的，是我们用集体的力量，从冰冷的大地里，硬生生“跺”出来的。
若是晴日，无雪，这跺脚的游戏便移到了教室外的墙根下。那里是阳光短暂眷顾的宝地，也是我们进行另一项“取暖仪式”的竞技场。男女同学各成一队，后背紧贴着砖墙，然后便向中间拼命挤。这便是亮子老师文中提到的“挤矮子”了，我们那里叫“挤崩崩”。这游戏大家嬉笑与叫嚷声炸开，挤着碰撞出实实在在的热量，大家一齐扯着嗓子唱起那首歌谣：“挤，挤，挤崩崩，挤出来了买烧饼！吃了烧饼挤崩崩……”
歌词简单到近乎荒谬，循环往复，却有着奇异的魔力。它似乎不是为了表达什么意义，而是那挤压中喷薄而出的生命力本身，需要这样一个响亮、直白、带着食物香气的出口。 “烧饼”一词，在那物质尚且匮乏的年月，是实实在在的诱惑。于是，在这荒诞的歌声里，寒冷被彻底驱逐了，每个人的脸蛋都红扑扑的，冒着热气，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那堵老墙，默默承受着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撞击与依偎，墙皮在我们年复一年的“挤崩崩”中簌簌落下，仿佛也参与了我们温暖的共谋。
如今，北方的寒意，早已被精密的技术隔绝在玻璃窗外。我忽然无比深切地怀念起那个“苦”的童年来。是的，那是物资的贫瘠，是身体的苦寒。可也正是那苦与寒，将一点点温暖映照得如此辉煌，将人与人之间简单的贴近变得如此必要而珍贵。我们那时的快乐，是跺脚跺出的尘土里的快乐，是挤崩崩时挤得紧张却哈哈大笑的快乐。它不精致，却结实。
那份在苦寒中亲手创造温暖、在集体中确认存在的兴奋、快乐与雀跃，如同冬日冻土下深埋的草根，从未真正死去。此刻，隔着岁月的河流回望，它依旧在我心里，生机勃勃地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