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871年，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输了，被迫把一些地方割让给普鲁士。从此，这些被割让的土地上的学校不准再讲法语了。这是世上的丛林法则，胜者为王说了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世界名作《最后一课》，通过一个小学生的眼光展现了沦陷区的屈辱、对故土的感情。
1938年，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从关外踏进关内，势如破竹。北京沦陷，上海失守，南京城头飘过太阳旗。从北到南，国破家亡，路上挤满了逃亡的人群。真如唐代杜甫形容＂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做亡国奴，日子得听外人的。
百姓张皇逃难，身处上层的高级知识分子，悲观的情绪依然漫漶。陈寅恪从上海到香港，过境越南，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蒙自。写下《蒙自南湖》诗：＂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一片凄风苦雨，看不到未来。主讲英美文学的著名教授吴宓更悲催，看不到前程了，他在和陈寅恪的诗中说：＂一载风光万变来，天南地北共徘徊。＂走北逃南如何是好；讲庄子的专家刘文典也有＂胡骑满城天地闭，风尘澒洞窜要荒。＂日本人来了，连逃跑都找不到路了。
诗人陈梦家感同深受。国家危在旦夕，后路不可预料。做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可能为民族留下火种。
在和老师钱穆的交往摆谈中，陈梦家坚定认为老师的三观与自己一致。便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老师写一本上下五千年的中国通史，让老师把心中对祖国的爱倾情在通史中。作为一个通晓中西方文化的学者，陈梦家知道，西方列国，包括近邻日本，早就有了自己国家民族的通史。我们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教给学生的都是些断代史。而且观点悲观，大多以批判的目光纵论往事，几乎看不见我们民族引以为骄傲的地方。
一旦做了亡国奴，我们从何处而来，我们的过往究其根源在哪里就成了空白。陈梦家越想越着急。约了钱穆，坐在蒙自南湖，当年法国海关铺就的草坪上，把心中的焦虑和愿望告诉老师。钱穆明了中华历史，面对过去的学生今天的同事提出的前无古人的要求，一口回绝。
钱穆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心思也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去回味过去的朝代岁月。何况还缺少必要的资料。陈梦家不死心，反复约老师争辩。钱穆被纠缠得投降，只好推托，说等将来有机会回到北京，
＂模仿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体裁写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陈梦家说，你这是为自己学术地位考虑，对于学史学的人固然有益，却没替全国青年考虑，也没考虑时代的需要。＂
距此大约三百年前，满人入关，明代学人目击世变，开始思考如何存续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后人记住了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物。日军侵华，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认为陈梦家言之有理，但表态说此事还得再想想。
又一日，两人依然在草地上聊天，陈梦家让钱穆确认此前的建议。钱穆采取“拖”字诀，认为此事体大，希望日后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虑撰写通史之事。
陈梦家不同意，说：“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来，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教科书？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
钱穆终于被这位27岁同事的严肃建议打动，当即答允撰写一本中国通史。陈梦家很高兴，但担心钱穆变卦，再次强调说：“先为全国青年祝贺，请先生不要改变今天的承诺！”
思想的碰撞、启示并不以年龄大小和才学作为衡量。大凡大师，必具宽阔容纳的胸怀。
于是，一本前无古人，石破天惊的《国史大纲》就在烽火岁月中，在云南蒙自萌芽，次年在滇越铁路边的小城宜良，一座古代的寺庙一一岩泉寺诞生了。
《国史大纲》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凝聚了钱穆几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思考。五四以后，史学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论的历史演化论的支配之下，将中国古代视为落后的封建社会，政治上是野蛮的东方式君主专制主义。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中，首次提出要以温暖的爱心和致敬的仪式去看待我们民族的历史。并以醒目字体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要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引论先期在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一时洛阳纸贵。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是钱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回忆说，“大西门外有一个报纸零售摊，报纸便被联大史学系师生抢购一空。一些同学未能买到，只好借来照抄。下午，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小茶馆里或宿舍中，讨论起来。此后数日，大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据闻，教授们也议论开了，有的赞许，有的反对，有的赞成某一部分而反对别的部分……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对《国史大纲》有赞誉，自然也有不认同。该书付印后，史学家张其昀在重庆见到傅斯年，问傅对这本书的意见。傅斯年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表示：钱穆屡屡言及西方欧美，但他的这些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问：“你既然不读钱穆一个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傅斯年不答。
此外，钱穆在书中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立场，也引起左倾学者的不满。闻一多公开在报纸上骂他“冥顽不灵”，联大左倾教授一时视钱穆为公敌。钱穆不以为意，在闻一多遇刺身亡后，还特意到其遇难之处凭吊。
学生也有反对。学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这也是蒋梦麟的看法。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年在任），内战后离开大陆。1960年代，钱穆赴美国讲学，故人重逢。蒋梦麟说：“我已经读你的《国史大纲》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书说古代的优点太多，说缺点很少。”钱穆反问：“书中所写的优处，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蒋梦麟答：“没有。”钱穆说：“既然没有，那就无妨。如今国人喜欢批评中国旧传统，却绝口不提优点，我的书可以矫正这个偏颇。你觉得如何？”蒋梦麟点头称是。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影响钱穆作品的不断问世。这是民国时期的优点，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却不影响你公开出版、发表意见。
（六）
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仅在蒙自的法国海关办了一个学期，便搬到昆明，与其他学院一同办学。
剧作家老舍在《滇行短记》写道：＂冯芝生、罗膺中、王了一、陈梦家诸教授都在村中住家。教授们上课去，须步行二十里。
研究所有十来位研究生，生活至苦，用工极勤，三餐无肉，只炒点＂地蛋＂丝当作菜。我既佩服他们苦读的精神，又担心他们的健康。＂
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本来在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和夫君辗转跋涉到了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按照清华大学的规矩，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随着战时物价飞涨，小家经常揭不开锅，于是，赵萝蕤进城在云大附中谋了一个教职，收入补贴家用。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陈梦家发表了《西周年代考》和《老子分释》等论文，为他的古文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除了经济、军事的援助外，还有文化上的援助，从1942年开始，美国对外文化关系司设立了对华关系处，制定了中美学者的互换交流。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奔赴美国研究讲学。
1944年秋，经费正清和金岳霖介绍，芝加哥大学聘请陈梦家至该校东方学院开设古文字课程，借此机会，陈梦家和夫人赵萝蕤来到美国，丈夫讲学，夫人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度过了几年安定、充满活力的海外生活。这也是他们结婚以来最温馨的日子。
芝加哥大学是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性大学，是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于1890年创办。长期以盛产诺贝尔奖得主闻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崔琦均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其东方研究所收藏有大量的古代文献和实物。包括中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许多宝贝都是孤品，陈梦家在大开眼界的同时，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把流落美国的古物识别、编码、拍照带回祖国。在四处寻访中国古代文物的过程中，陈梦家结识了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卢芹斋。
据说，目前存于海外的中国古董，约有一半经他之手售出。包括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䯄＂。至今，卢芹斋在世界上的评价不一，国内因为他大量走私文物而扼腕痛惜，称他为最大的文物贩子。西方人则将他视为中国艺术品的使者，十分敬佩。
在卢芹斋位于纽约东五十七街的办公室里，陈梦家和他用浙江方言沟通甚欢。此后两年里，陈梦家从卢芹斋的通讯卡片中寻到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地址和所藏的铜器；由卢芹斋出售铜器的底本上寻到所有博物馆的收藏；卢的照相底片中也让他得到千数以上的青铜器照片。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
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这和此前注重训诂考据题跋的金石学学问相比，具备了更宽阔的现代意识。
1947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之际他向卢芹斋告别，希望后者对自己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帮助，后者也同意捐献几件铜器。陈一眼就选中了卢的收藏里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至于他如何打动老谋深算的卢芹斋今人很难得知。
陈梦家后来在信件里对夫人赵萝蕤提到一些当时的细节，卢芹斋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和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好东西给国家。”
仅1945年至1946年的两年时间，陈梦家奔跑在美国各地，进行了三次专门收集青铜器的旅行。直到离开芝加哥还前往欧洲，按照卢芹斋提供的信息造访各大艺术博物馆和收藏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多年后认为：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算起，迄今已有120年历史，在甲骨学上，流失海外的青铜器收集整理上，陈梦家的成就处于继往开来的中坚点，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北大李零教授感叹，余生也晚，想见陈梦家先生其人而不得，只能通过阅读陈梦先生的著作来缅怀其人。
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深情的回忆当年的情景：
＂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就是这样，周而复始：访问、整理，再访问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访的藏家，他必定敲门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细看过，没有照相的照相，有现成照片的记下尽可能详尽的资料，不能往访的，路途遥远的，或只藏一器的，他写信函索，务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铜器拿在手里细细观察，记下必要的资料……”
这边厢，陈梦家夫妻二人在欣欣向荣的战后美国，丈夫埋头收集整理流失的中国青铜器，夫人在芝大英语系从硕士到博士，刻苦攻读。那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赵萝蕤人生中的极乐时光，她涵泳在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高雅的文化艺术的海洋中，如鱼得水。
那边厢，钱穆因为西南联大没有聘用教职，到了成都的齐鲁大学和乐山的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复员回京的北京大学同样没有向钱穆发放聘书，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崇尚学历背景的教授们，眼中没有钱穆的位置。1948年中国首次设立国家院士，一共八十多个名额，没人提名钱穆。钱穆黯然去了昆明一家私立学校一一五华学院。不久，回到老家无锡，受聘于江南大学⋯⋯如旧时落魄的书生，最后去了香港，办起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新亚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