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季开学时，我和胡君、丁君三人，从同一所院校毕业，被分配在原丰城县太阳公社荷塘初中任教，开启了我们之间继同学之后的同事加同寝室生活的“三同”经历。
那时的荷塘初中，也就是现在的丰城市剑声中学的前身，教学条件非常简陋，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极其艰苦。
学校座落于原太阳公社（现改为剑南街办）牌楼村的村东。其东、南、北三面，由三栋一层砖瓦平房相连围绕，既是教室又作围墙，内侧由屋檐长廊相通，方便师生行走。西边是村中一栋古朴的两层砖木结构瓦房祠堂，与南北两面的平房教室相接，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院落。院落中间的空地，是一个土质篮球场，也是师生做课间操的场所。南边的一排平房，在中间断开了一个大约20米宽的口子，作为学校的大门，但实际上没有安装木门或铁门之类。一口宽大的老式水井，座落于大门东侧，供师生生活取水之用。这样的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
在四合院南面两百米处的公路边，有一排一层砖瓦平房，孤零零地呆在罗家村的西边。它既没有院墙，也没有护栏，更没有操场及生活设施，师生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到四合院去解决。这也是学校的一部分。
离四合院南边20米处，有一排比四合院平房更小更矮更简陋的小平房。其房间大约十二平方米。房间窗户长宽只有一尺大小，没有安装玻璃，有的只是用塑料薄膜遮掩着。其内没有学校统一制作的床铺，全是学生自己带来的竹席床。这就是初中学生的宿舍。
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四合院里，却驻扎了两个学校，一个是荷塘小学，一个是荷塘初中。院落东、南两面的平房及公路边的孤房属于初中，北面平房和祠堂属于小学。在属于小学的北平房东边，有一个教室用泥砖隔成了两个房间，西间由小学的两个教师办公兼卧室，东间由我和胡君、丁君三人办公兼卧室。
四合院东、北两面的外围，是村民的菜园。村民常来园中劳作，散养的鸡鸭时常飞园啄菜，耕牛也不时破栏入园踏青。有如此田园景象，致使学校内外书声与鸡牛声互相唱和，酸臊味与菜花香混合刺鼻，大头苍蝇与嗡嗡蚊虫满天飞舞。有时令人窒息，有时令人烦躁，有时令人郁闷。
我们刚分配到学校时，学校共有三个年级八个班，初一和初二年级各三个班，初三年级两个班，教职员工只有20余人，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初级中学。
起初，我因学的是文科，被安排在公路边孤房的教室，给初一年级学生上语文课，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胡君和丁君因所学专业是理科，分别给初三年级学生上化学和物理课。我颇有些怀才不遇，觉得大材小用了。但我没有气馁，而是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化郁闷为动力。期末时，我所任教的课程及所负责的二班，在全年级综合考评中名列第一，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好评。胡君和丁君也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同样成绩斐然。这充分说明：我们不但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也具备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实践能力，更有那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第二年秋季开学时，我被调入初三年级毕业班任教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与胡君、丁君同一个年级教学。工作中，我们同在一个寝室阅读备课、批改作业，认真探讨、交流教学心得，共同提高综合素质。生活中，我们相互关爱体贴、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情同手足。
那时，我和胡君、丁君都是单身，为人单纯质朴。丁君年纪稍长，是老大哥，胡君比我大一岁。大家性格相近， 友爱谦让，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学校规定，教师每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可以离校，星期天晚上七点前回校开会上晚自习。我们三人基本上是一同骑车离校回城，又于次日傍晚一起骑车返校。由于我们任教的是毕业班，寒暑假还要为学生补课，所以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和胡君、丁君都是在“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工作。
凡是学校，都注重升学率，我们学校也一样。当年，特别是在农村中学，学生都以考取“小中专”——师范学校为主要目标。因为师范学校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安排回本地当国编教师。既可以获得工作，又可以缩短学年，也能节省钱财。这对于那时的贫困家庭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好事，也是学生们所向往的，尤其是女生。
我到毕业班任教的两年，由于我和胡君、丁君等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学校考取“小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位列同类学校前茅，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阶段是荷塘初中的鼎盛时期。
正如苏东坡词中所说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我和胡君、丁君在度过了两年愉快的“三同”生活后，丁君调到了离城区较近、条件较好的原太阳中学（后称河洲中学，现已并入丰城三中）。之后，我和胡君与丁君的交往，才慢慢地少了，但每逢春节，我们三人还是像往常一样，互相串门拜年、喝酒叙旧。
接下来的一年，我和胡君仍然在荷塘初中任教。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进入校委会，在继续任教毕业班、担任班主任的同时，负责学校后勤工作。校方对教工宿舍也进行了调整，我和胡君搬离了原来三人共住的房间。我住到了四合院东平房与南平房相接处的一间房，与同年级的数学老师李清泉同住，两边教室都是我所任教的班级，方便教学与监管。胡君搬入四合院西边条件稍好的祠堂，住上了单间。我们虽不在一个房间就寝，但仍在同一个年级任教，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同在周末一起骑车回城并同时返校。我们之间的交往仍然是朴实无华，友情也是日益加深，工作更是硕果累累。
就在第四年秋季即将开学时，胡君调入城区剑光中学任教，留下我一人坚守荷塘。但我不怨天尤人，仍然一如既往地给学生上好每一堂课，认真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两个月后，我也离开了我人生工作的第一站、辛勤耕耘了三年之久、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荷塘，进城转行干起了政法工作。自此，我和胡君、丁君的“三同”生活圆满结束。
随后的日子里，我和胡君、丁君因单位、工作的不同，相见的机会渐渐地少了。但我们之间还在互相牵挂着，时常打听对方的情况，时不时地找机会聚一聚。
然而，丁君的情况却很有些悲催。他先是婚姻不顺，人过三十岁才结婚，婚后生活也不顺畅。之后，丁君便患上了抑郁症，与我和胡君的交往几乎中断了。后来，我们听说丁君因绣铁钉刺伤脚板而破伤风被截肢，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我和胡君难过了好一阵。
幸运的是，我和胡君通过自身的努力，分别走上了本部门的中层领导岗位，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一路顺风顺水的。我们相互庆幸，相互珍惜，相互敬重。我们时常电话联络，也常小聚抒情，为我们的“三同”，为我们的兄弟情谊，也为我们当下的快乐举杯开怀。
2017年5月初，胡君不幸患上了肾瘤，在北京一家医院做手术。我得知后，去电话安慰他，让他放下包袱，鼓励他战胜病魔，并在手术前两天写诗一首发给他，以表达我的关切之情。其诗如下：
惊闻友兄赴京治病
江南坏肾肌，淮北觅良医。
往日无交代，新年才告知。
开刀剜病灶，健体获英姿。
合掌朝天拜，翻书写慰诗。
胡君手术后，我发微信给他，询问他的状况。得到他手术非常成功的回复时，我悬着的心这才回位。胡君从北京回家后，我即赶到其家探望。见他恢复得很较好，我很是欣慰。
前几天，胡君宴请其年过八旬的父母等家人，我受邀参加。席间，伯父伯母谈起我和胡君、丁君早年在荷塘的“三同”经历，很是感慨。大家都为丁君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为我和胡君能够战胜坎坷与病魔感到欣慰，为我和胡君的兄弟情谊举杯祝福。
书写“三同”经历，为的是记住昨天，珍惜今天，展望明天。我相信：我和胡君在“三同”的催化下，我们的兄弟之花一定能够绚丽夺目、经久不衰。为此，我写诗一首，为我们的“三同”点赞，也为记住我们的“三同”经历。其诗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