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的金额在逐渐减少。到最后起诉书上，变成了那张“公款卡”上的二十八万多一点。这又让人有些费解。
如果以前文浩挪用公款又及时补上的数额不算，只以卡上的数额作为最终的认定，那么律师提出的“公款私存，只属违法，不是犯罪”，以及“被告并未动用这笔存款，只有主观上的你侵占意图，并未形成客观上的侵占后果，因而不构成犯罪”的无罪辩护就能成立。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虽未宣判，但文浩的刑期已铁板定钉，被所有人提前获知，包括文浩本人。
如此一来，文浩犯罪的主体和客体的界定就出现一个悖论：以文浩有罪为前提，就不该是这个金额；以这个金额为前提，文浩就可能无罪。法律是严谨的，在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扭曲。又或许，这个扭曲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
摆在安蓉面前的，又有一个只有天知道的问题——到底文浩挪用过多少钱，还有多退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最后的判决中，并没有没收财产这一附加项目，甚至没有剥夺政治权力，但也没有发还，超出案值的多退金额，给被告或家属），终成了这一简单案例中的复杂悬疑。
由那张“公款卡”又引出一个让安蓉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公款私存”以外的法律责任的追究。
如果这笔用文浩名字，存在银行的款项，被证实公款，那么就会牵扯出另一个知情人，史局长。而精明的办案人员，搜查了文浩办公室和住宿的每个角落，连电脑的硬盘都取走了 。既然他们能找到险些被人遗忘的“离婚协议”，就不可能找不到文浩的备忘录。如果找到的话，这个案子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简单。
安蓉宁愿相信，文浩为报知遇之恩， 主动承担了一些罪责的同时，巧妙的迂回和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问题，从而令史局长致身事外，而得以保全。她不愿相信，因为牵扯的人太多，牵扯的面太宽，所以让最低层的文浩，成为了“舍车保帅”的牺牲品。其中的这个“帅”，并非一个史局长，而是在他之上，官职更大，更有权威，甚至能影响和操控办案单位的那些“高层”领导。
安蓉，甚至文浩的亲人，都曾经把“捞出”文浩的希望，寄托在作为专业人士的律师的身上。也正因为这种希望的强烈，促使他们为文浩换过三拨儿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