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 上）
【一三】《春秋》列入《六经》的依据（中）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施邦曜云：“先生此论甚快。然‘二十一史’记事与《春秋》无异，何以不并称经？盖《春秋》之称经者，非因记事也，因经圣人之笔削也，否则仍与诸史无异。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 (《孟子·离娄篇》第四下，第二十一章）大义通而道存乎其间。如止以事言，则五经皆史矣。”
王应昌云：“以《易》为庖牺之史。史以记事，吾未见一画之涉何事也。
许舜屏云：“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是明明分而为两：下文言事即道，道即事，似乎自相矛盾。不若言事之中亦有道，道之中亦有事，较为含混。”
佐藤一斋云：“陈几亭（名龙正，字惕龙，一五八五年生，浙江嘉善人)谓《易）不涉一事，未可称史。愚则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圣人之心，天地同体：其动静语默，与二气而消息。其理一。发之于《易》，则《易》何曾无事？虽曰庖牺氏起居注可也 JL亭之玄，泯矣云孟 东正纯从之，并云，凡纪事、纪言，皆可谓之史也。
东敬治云：“朱子《文语纂编·致知篇》论《春秋》曰 ‘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欠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明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知惧？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云云。则所谓先儒必指朱子。”
捷案：日本学者注《传习录>，如小柳司气太、安井小太郎，多如此说。帷近藤康信则谓先儒不知指谁。近藤是也。《朱子语类》卷八三（页三四〇四）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有。”然此非谓《春秋）只为记事之书。朱子所谓未尝以某字使人知劝、知惧，乃朱子反对一字褒贬等所谓凡例。朱子又云：“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同卷，页三三九九）所谓如看史者，盖谓看《春秋》看史，皆观其得失。经史同理」 东敬洽等只见“直书其事”，而忽略“善者、恶者了然在目”。不识朱子，亦不识阳明也。《语类》卷八十三论《春秋》甚明，可参看。
［译文]
爱说：“朱熹论述《六经》时，把《春秋》算作史书一类。史书是专门记载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这恐怕和《五经》的体例宗旨有点差别，”
先生说：“记事的角度看是史书，载道的角度看是经典。事实是天理的表现，所以天理就是事实。因此《春秋》也是经书，其余四经也可以看做是史书。 《易》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史书，《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的史书。 它们记载的事件是相类的，所遵循的天理也一样，差异从何而来呢？”
释疑：
先生说，事同道即同。道是“一”，一分为二就不是道。这里很清楚的表明了先生的观点，心一、道一、性一、无内外之分，大者无外、小者无内。失去了“一”道的本体自然就被割裂。即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所谓经、史只不过名相而已。心即理也，道事一体，理事相合，道微而事著，理隐而相见。有其事，必有其道，必有其理，亦必有其心也。故循理明道之举，须是见诸于事端，而在心上做工夫。于事上寻理而反求自心，即是于事事物物上做致良知的工夫，亦所谓事上磨心。
传习录逐条精讲摘要：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物一体”哲学的作用，本来事情是事情，道是道，但是阳明先生就把它合并为一，事也就是道，道也就是事，叙述的历史说的是事儿，你从现象上看，它属于史书，但是它体现了治乱兴衰之道，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经。事是道的一种表现，道是事里边含的理，这样就纳史成经了。虽然说五经亦史，《春秋》亦经，表面上好像是把经和史放成一块，其实它的用心、它的本意是把史变成经。就是把物变成心，心外无物，就是摄物为心。
把史书吸纳为经，从事情里去总结道，目的还在弘道，还在返朴还淳。阳明先生的返朴还淳，有返本开新的能量，跟“修得此心不动”，什么都回到道上来，然后碰见事了再随机而动，是同一理则，这是阳明先生的一种智慧。
净心斋笔录
2023年3月19日
附注：
①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六经原包《乐经》。其中《乐经》早佚，宋儒以《周礼》代之，以足六经。
②“五经亦史”，为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与朱熹的观点有所不同。朱熹说：“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礼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朱子大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甚大，清代章学诚就是其中著名人物之一，先生晚年的观点又有变化，提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详见《稽山书院尊经阁纪》 (《全书》卷七）。
③包牺。即伏羲。据神话，彼教民佃渔畜牧，养牺牲以足庖厨，故又有是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