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学者将革命中杀戮成性的人称为“暴民”，但毋庸置疑的是，“暴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洪荒伟力。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群众攻克巴士底狱，革命的火焰从巴黎迅速燃烧到法国全境。群众用赤裸裸的暴力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法国国庆日。构成“暴民”的并不仅仅是平民，还包括知识分子。明朝中期，土木堡之变，明军主力被全歼，皇帝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城下，北京城形势危急。朝堂上，朝臣情绪失控，愤然打死了太监王振的3名死党。文质彬彬的儒家知识分子瞬间成为“暴民”，用最极端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不满。
暴力是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很多时候也是最有效的。“暴民”只是对单个人类个体在群体中扮演角色的定性。古斯塔夫‧勒庞将其称作乌合之众。他指出，群体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将诚实的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为豪杰，个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变得偏执和野蛮。群体有两种作用，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但这可能仅仅是基于当时那段历史的一种结论。事实上，没有乌合之众，历史便无法进步。少了巴黎的那些义愤填膺的“暴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不会发生，历史的车轮就无法滚滚向前。
乌合之众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从众效应，受到社会趋势的影响。就像大航海时代那样，民众跃跃欲试，妄想站在威风凛凛的航船上探索新世界，获取巨额财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同美国的西部淘金热，很多人怀揣着梦想来到新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新的家园。
在从众效应影响下，群体可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方向是消极的，表现出的是不理智，很多人陷入无意义的癫狂之中，一些人被群体裹挟，就像羊群一样，当领头的羊从悬崖掉下去后，后面的羊也跟着掉下去。中国社会的达官贵人在元朝时流行搭帐篷，在清朝时又争着留辫子，这都反映出一种对权力的膜拜和逢迎。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发生异常惨烈的猎巫活动，数十万人因为被指控为“异端”，死在酷刑之中，这反映出一种极端的宗教狂热。肯‧福莱特的小说《巨人的损落》中，当残酷的战争发生到不可控阶段时，主人公回忆道：“所有人都记不清当初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从众效应的另一种方向是积极的，表现出的是群体理智。俗语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群体在集思广益中发现真知灼见，进而做出最优决策。好比狼群一样，高效出击，有组织有策略的进行捕食活动。从历史看，很多情况下从众是一种理智。既然社会上大多数人都那么选择，那么或许从众是正确的。从众则生，离众则死，这是原始社会的生存法则。探寻新道路的征途上往往荆棘丛生，人类需要抱团取暖，需要合作共生。传统国家的民众往往更从众，新兴国家的民众往往更创新。越是文明古国，人们从众的心理就越严重，保守势力就越强。反过来看，也正是由于从众的心理，让这些古文明在危机中延续了下来。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正是充分发挥了群体的积极作用，才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历史上很多的改革和创新，正是集合了群体的创造，才推动历史大踏步向前发展。群体在正确的引导和高效的组织下，能够迸发出磅礴伟力。
从众效应的这两种方向都反映在群体的特征之中。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指出的，群体既容易英勇无畏，也容易犯罪。英勇无畏则产生英雄主义，犯罪则产生犯罪主义。前者影响下的群体被学者称为人民或者群众，后者影响下的群体被学者称为暴民。
现代社会，在急剧变化下，群体理智与乌合之众交替出现，左右摇摆。而与勒庞所处的那个群体的时代不同的是，人类社会进入了个体的时代。不断强大的网络和通讯工具增强了个体的力量，传统媒介逐渐被新兴的自媒体取代。个体日渐强大，群体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克服个体的盲目，发挥群体的理性，变得极为重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个体与群体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不被裹挟、独立思考的个体，也依赖于感性与理性兼顾、效率与公平兼具的集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远见和卓识，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