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文学作品形式是革命样板戏，主要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宣传革命思想。革命样板戏一共八种，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八大样板戏极强的政治宣传性一直为人所诟病，但也算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文艺智慧结晶。其核心实际上是用民间的隐形叙事结构对抗意识形态的侵犯。
与主流文学相对，由于那个年代对于文学创作的严重管控，一批文学家只能将创作转入地下，在劳动改造之余进行写作，这种写作被称为潜在写作。潜在写作主要有两种作家群体，其一是中老年作家群体。这一群体中的作家大多是承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但又在特殊的革命年代被剥夺了写作权利，因此他们在坚持原有的写作传统的同时又隐约透露出对时代的反思。
潜在写作的老年作家群体代表是穆旦，他在劳动改造的期间坚持翻译了《丘切特夫诗选》和《唐璜》，创作了现代诗《神的变形》。这首诗运用了象征主义，通过对神、魔、权力和人复杂关系的刻画，探讨了时代与权力之间的循环怪圈。
潜在写作的青年作家群体的代表是食指和北岛。他们是那个特殊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既没有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可供继承，也没有深厚的人生阅历进行支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号下，青年们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中，曾经为之献身的理想信念被田间地头的贫瘠打击，整个时代的狂热压榨了个人的思考空间，年青作家们就在这样的情景之中依靠写作发泄自己的青春活力。他们的作品往往书写大时代之下个人无能为力的绝望，但这种绝望并不是真的绝望，而是在一片悲凉的废墟中对未来的呼唤。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整体文学面对的是一个文革结束后理想支离破碎的时代，同时也是重新释放文学话语权的时代。文革的结束在文学上最直接的影响还是伤痕文学创作，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揭开了伤痕文学的创作高潮，人们陷入对于文革时期苦痛记忆批评之中。伤痕文学破除了意识形态多文学的束缚，接续了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但由于深切的历史记忆，伤痕文学往往陷入单调的政治抒情之中，整体文学价值不高。
艾青的诗集《归来的歌》，预示着五四文学传统的归来。曾经在文革期间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诗人们重返文坛，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接续了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拒绝意识形态的抽象性，主张诗人要说真话、重新反映社会和现实。
但文坛还有一部分年青的作家群体，他们没有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可以归正，文革之后理想的破碎以及对抗的失落使他们陷入到彷徨、迷惘的状态之中，这部分群体就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作品大多思考文革结束后的人生困境。
朦胧诗是迷惘的一代的主要创作，面对理想的支离破碎，诗人在外部世界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宿，于是走上了“向内转”的道路，他们希望在精神中重构一个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找回自己失落的尊严。北岛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带有很明显的抗衡色彩和英雄主义精神。他的创作总体是浪漫主义的，但又不同于盲目的乐观和沉浸式的感伤，而是一种沉重的自我变构，因此有很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北岛的英雄主义不同于具有超凡品格的个人英雄，而是一种带有现代想象风格英雄主义，他创造了一个浪漫的诗歌世界来于现实世界相抗衡，从而重建人类的尊严。
如果说朦胧诗是对政治抒情诗的背叛，那么新生代诗歌就是对朦胧诗的背叛，是“第二次”背叛。文革之后不管是接续五四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创作还是关注人的生存困境的创作，他们的共同点都聚焦于“人”的相关问题。但这两类创作仅仅是在主张上对人关注，而在实际的创作中，前者更注重时代传统的接续，后者更注重时代问题的探讨，新生代诗歌则主张回到对人本身的探索上，他们放弃了时代的宏大命题，回归了个人的生命体验；他们放弃象征、意象等艺术手法，回归了口语创作；他们放弃了文学“表现”世界，回归了文学“体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