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7年，韦应物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出生。他出身于高门望族京兆韦氏。当时韦氏和杜氏有“城南韦杜，去天五尺”的说法。
他曾祖韦待价当过女帝的宰相，祖父韦令仪做过宗正少卿和梁州都督。到了父亲这一辈兄弟几人除了韦镒官至吏部侍郎。他的父亲在艺术界的名声大过在仕途的成就，在仕途上仅仅做到宣州司法参军。而他其他几位叔伯都在画坛颇有名气。
因家族余荫，公元751年，韦应物15岁成为唐玄宗的近侍。这一职位要求出身名门，武艺娴熟，是当时勋贵子弟进入仕途的重要起点。作为近侍，他有出入宫廷的权限，常跟随皇帝身边。皇帝出行，他作为贴身保镖也会不离左右。他也在太学读书，和现在的在职研究生一样，周末休息的时间去上课。他的心思并不在读书上，倒是一身盛唐豪侠之气，狂放潇洒。
他仕途的起点已经是很多人穷极一生努力都无法达到。但他少年荒唐，倚仗自己是皇帝的近侍，志得意满。他成为一个无赖子弟，在乡里横行无忌，家中聚会都是些游侠，不值班时间早早就去赌博，到了晚上则去和邻居姑娘偷情。
这些陈年旧事，从他晚年遇到一位了解他少年时候底细的老朋友，感念往昔生活有感而发创作《逢杨开府》得以窥见：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年少的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狂放不羁，就这样过了几年，大约这是盛唐勋贵子弟的常态。
若没有安史之乱的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生活。他荒唐岁月或许会伴随着他一生，可能他会一事无成。也就不会在苏州和曾经在太学同窗相逢，写下的《赠旧识》：
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蹉跎三十载，今日海隅行。
公元756年6月，潼关被叛军攻破，玄宗出逃。韦应物虽来不及追随玄宗，也逃出京城。他逃往京兆府下辖的昭应县避难，并且准备完成此前已经定下的婚约。同年八月，韦应物在昭应县与元苹结婚。
结婚之后，他带着老婆在京兆附近避祸，围绕着京兆附近的各个属县，最远也就到了扶风，武功等地。
在大约三年的没有固定居所的逃难时间里，他不断地思考未来的人生。一方面是动乱迫使他失去了倚仗，没有了后台，让他清醒的认清了自己曾经做的那些荒唐事；另一方面，他妻子十分贤惠，给了他许多勉励和支持，让他性情发生了转变，他逐渐洗去纨绔子弟的气息。
公元759年，他回到长安，重入太学读书，这次入太学他从原来的在职教育转成全日制学习。他决心痛改前非，折节向学，从一个富贵无赖子弟变成了忠厚仁爱的儒者。
在太学期间，他努力去将曾经失去的时间找回。人一旦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就会爆发出无法想象的能量。
公元76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太学毕业，通过考试，获得洛阳丞这份工作。他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入仕，家族背景和早年经历，让他在太学的毕业考试中获得很大的加分。
他任职洛阳丞，从宫廷近侍的视角转向了基层社会，让他触及到战乱后的民生百态。这是他无法逃避，必须要面对的战后现实，他需要在执法和体恤民情之间权衡。既需要维护秩序，又要对底层疾苦有同情，有温度。从他在洛阳丞任上创作的《广德中洛阳作》：
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
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
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
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韦应物。他对过去太平时光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他虽然生于盛世，却未曾真正体会到太平的快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经过安史之乱，看到洛阳城的衰败，他无法体会到太平的珍贵。他直接目睹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巨大创伤，心中充满了酸楚。
战后社会秩序的混乱，让他这个洛阳县的副长官，不得不承担起稳定地方，安抚百姓的职责。他曾经“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的生活，在战后却成了他所要直面，并且站到了曾经自己的对立面。
当时驻扎在洛阳的守军，倚仗自己的权势，骄横跋扈，危害百姓，在当地舆论对守军的风评极为不好。韦应物获悉此事便着手调查，得到准确结果之后，他对不法军士十分痛恨，并严肃处理。他坚持正义的行为触碰到当时宦官及其附庸官员的利益。于是，他被告到东都留守那里，他陷入了被追责的困境。当然私下也有人找他，让他对这类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相安无事。韦应物依然坚持己见，不向不法妥协，因此他受到“越权行事”、“图谋夺取军权”等各项莫须有罪名指控。
这种权力报复，让他不厌其烦，最终他被迫弃官。他到洛阳同德精舍闲居，此时他尝到坚守本心，坚持正直，公正的原则，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遭遇的阻碍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他闲居期间自己种地，自给自足。他和老婆元苹过了一段普通人家辛勤劳作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没有俗事缠身。生活虽然清贫，但胜在惬意。他就这样度过了几年闲居生活。
公元772年，他从洛阳回到长安，策划并进行一次从梁州到江汉（汉中到湖北江汉平原）长达两年的远游，而后又返回长安。他在江汉认识了一些朋友，十多年后，他在淮水边遇到梁州故人，写下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公元775年，京兆尹黎干举荐他任京兆府功曹。他践行儒家的仁爱思想，这与他此前闲居时亲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深知农民耕作的艰辛，甚至他还特地去考察蓝田采玉人的工作情况，当云阳县发生水灾，他又不辞辛劳百里奔波去视察灾情，慰问百姓。
公元776年9月，他老婆元苹病逝，他悲痛万分。此后他写下许多悼亡诗来追忆她，流传下来的有十九首，其中《伤逝》：
染白一为黑，焚木尽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回。
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
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
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
单居移时节，泣涕抚婴孩。知妄谓当遣，临感要难裁。
梦想忽如睹，惊起复徘徊。此心良无已，绕屋生蒿莱。
回顾他与老婆结发二十年相敬如宾，感慨老婆去世之后家中目之所及皆是伤心之景。此后也没有再娶，足见他老婆在他心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他的心很小，容下了元苹便再也容不下别的女人。但他的心也很大，他希望能够以自己微博的能力，去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韦应物对黎干怀有知遇之恩，黎干参与策划废立太子触怒了德宗，被赐死在蓝田驿，让他感到官场的险恶。恰逢他又身患疾病，他趁着职位调动的间隙辞官，隐居在长安西郊。
他开始追寻精神的解脱，醉心于佛道两家的学说，甚至在诗中也有表示要追寻陶渊明的足迹，甘守清贫。然而他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坚守为官惠民的儒家思想，让他无法忘怀世事。
他感到闲居的寂寞，也因自己的官职卑微而忧愤。如果此时妻子尚未离世，或许他闲居时内心的空虚和寂寞之感，不会有如此强烈。
公元781年，他被擢升为比部员外郎，让他看到些许发挥自己才能的的希望。
公元783年，他外调滁州刺史，虽然滁州作为一个下州，但作为地方一把手，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空间。他欣然赴任，希望能为滁州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到任后他努力推行减税，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他亲身接触到人民生活情况，对朝政紊乱，军阀嚣张，国家衰弱，民生凋敝等有了更加具体的认知，身为感慨，而且这年的冬天，长安发生了朱泚叛乱，德宗仓皇出逃。
次年夏天才收复长安，他曾派人北上打探消息，但是未曾等到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他就迫切的寄了一首诗给李儋《寄李儋元锡》：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诗中表现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忧虑，对黎民百姓的深厚关爱，也有对亲友家人的思念。最主要的还是想问一下北边的消息。
远眺北方，他希望能得到好消息，虽然他却无法改变任何事情。他能够做的不过是在滁州刺史任上，尽可能的为民生守住底线。
他常去走访民情，看到春耕时节田家辛勤劳动的场景，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曾经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其中劳作的艰辛，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农民终日忙碌不休，到头来也不过能勉强能够做到温饱。这还是年成好的时候，如果年成差时，即便辛勤劳作，也还需要饱受饥寒的侵袭。他同情田家的劳碌和辛苦，也惭愧自己不劳而食。遂写下《观田家》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年底他就被罢免了滁州刺史一职，但因为官清廉，罢官后竟然因为没法凑足返回长安的车马费，不得不在滁州西涧暂住下来。他最著名的诗篇就是在此时创作《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公元785年，他调任江州刺史，他殚精竭虑，悉心治理，走访各个县，安抚流亡百姓。
公元787年，他奉召回京，任左司郎中。
公元788年，他以左司郎中，兼任苏州刺史。这是朝廷让他到地方落实朝廷政策。他在苏州期间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情，比如减免一些贫困户的税赋，劝农桑，施政教。
他对当时社会愈加黑暗腐败，无能为力，无法改变什么，只好要求自己为官清白正直。《唐才子传》这样描述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象外。” 他无比的希望也能够像隐居的朋友邱丹，山中学道，过着隐逸的生活，但又无法将自己的职责撇下。也就只能望月怀远，或者借着夜色偷偷的想想而已。就如《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
公元790年韦应物被免去苏州刺史的职位，但他却凑不齐返回长安的路费，只能寄居在苏州永定寺庙。他在苏州去世之后，归葬长安。他的后辈将他和元苹合葬。
只看他的仕途经历，将他从诗人的角色剥离出来，他如一个黑白判官，试图将人性的一面隐去。他像一段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程序，努力的想要去为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却屡屡受到打击。
当我们将他诗人的角色与官员的角色相融合之后，才见到一个有着丰满血肉的人。安史之乱前，我们透过他看到的是勋贵子弟在长安的日常生活状态。安史之乱后，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从盛世中走过的士人，在坚守着读书人为民请命底线。
参考资料：
（1）、《唐诗鉴赏辞典》
（2）、《唐才子传》韦应物传
（3）、《韦应物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