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书友大家好，这里是《小谦聊好书》，今天我们继续聊唐元鹏的《熊廷弼之死》。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熊廷弼成功破了案，但万历皇帝却并没有进一步处置辽东的官员，而就在此时，辽东总兵杜松取得了“哈流兔之捷”。
其实杜松接替李成梁成为辽东总兵，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有多烂呢？熊廷弼总结过三条：
一，边关防线崩坏，士气低迷。延边墩台大半坍塌，看起来是完整的，其实多是低矮、松散的墙垣，一挖就倒。守台堡军士气全无，敌人入侵甚至对堡军放话恐吓：不许举烽火，否则杀你全家。堡军胆怯，只能等敌人走远了才点燃烽火，应付了事。由是，烽火台完全失去了效用，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入侵百里也没有烽燧报警。
二，军备松弛，大量军兵逃亡。额定12万员已减少到8万余，其中能战的不过2万；马匹比额定少了一半，真正能战的马匹只剩下两三成。军兵疏于训练，步兵全部无法拉弓放箭，只会打打火铳，但又因为长期疏于训练，技术生疏，连弹药都装不进去。其他武器要么缺失，要么朽烂，完全不堪一战。
三，粮饷缺乏，腐败滋生。各营堡军本来钱粮就少，每月只有2.5钱至4钱军饷，还在各个环节受到盘剥，多数时候粮饷拖欠，军兵拿不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候拨下的本色粮食要么是陈腐粮食，要么被掺进沙土，难以食用。艰难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军兵的逃亡。
面对如此局面，杜松明白，得通过一场胜利重振士气，而机会还真就来了。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深冬十二月，一系列糟糕的情报纷至沓来，说蒙古人在蠢蠢欲动。身为辽东总兵，杜松认为要主动出击，采取捣巢战术，实行斩首行动，这样可以打乱蒙古各部部署，保卫蓟镇安全。
兵部相信眼下边疆形势紧急，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决定由辽镇出死士万人，从侧后捣毁蒙古各部巢穴，保护蓟镇安全。于是，杜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率领各部战兵（家丁）向西进剿。
最终，杜松率军到达一个叫“哈流兔”的地方，与蒙古朵颜拱兔部接战。杜松手下三千家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击溃了蒙古部落，斩首146颗，俘获大批战马器械。这便是“哈流兔之捷”，或称“连山驿之捷”。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过了不到10天，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初四，宁前道马拯报告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故事：杜松打击的是朵颜三十六部之一的拱兔部，而拱兔部与大明有款约（朝贡贸易合约），如此突然袭击，杀人掠货，恐怕会刺激其他蒙古人进犯报仇。
杜松算是捅了大娄子。拱兔部紧邻辽西走廊，与大明有款约，也就是通过贡赋贸易获得他们想要的物资，如盐、铁、茶、丝等。对这种部落，大明本该与之亲善，引为屏障，但如今杜松显然违反了政策，破坏了边疆和平的大好局面。
然而，辽东上至督抚，下至武将，都要求朝廷火速赏赐发饷。杜松认为打了胜仗，砍了人头，必须给赏银，不然部下会因此寒心。
这样的事情，熊廷弼是什么态度呢？
熊廷弼认为，辽镇积弱已久，军队不敢言战，现在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各军都受到鼓舞。多年不曾有过的一大胜仗，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熊廷弼还认为马拯关注的重点在于生灵涂炭，毕竟宁前兵备孱弱，他担心拱兔部报仇也在情理之中，多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并不是妒忌杜松抢了功劳。
因此，熊廷弼大声呼吁，应该尽快下发封赏，鼓舞将士官吏敢战之心。
熊廷弼的奏疏说得颇为别扭，虽然承认拱兔部是好邻居，言下之意是打他们的确有不妥之处，但又说这次作战是以蓟镇安危为虑，蓟镇安危事关京师安危，那即使打了有款约的部落也没什么错了。
为什么熊廷弼把话说得这么别扭呢？我们可以从熊廷弼私下给巡抚李炳写的一封信中得知。
在这封信中，熊廷弼说拱兔部在宁前表现最顺服，还时常阻挡其他蒙古部落，现在反被剿，必然被其他酋长取笑，报复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要支持杜松呢？因为仅凭文官几句话就剥夺了大帅的功劳，不但有伤杜松的忠心，也会损害三军士气，这是军事上的考量。
但辽东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有朝堂内外的人事关系。马拯是即将调任的官员（升调山西按察使），可以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但之后所有责任都需要辽东一系列官员承担。日后一旦拱兔部报复，战事不利，就又会有人将哈流兔杀款拿来说，朝堂上那些大臣也不会为辽东官员分忧。
所以熊廷弼认为，哈流兔之捷是从兵部到辽东巡抚都参与议定的战事，人人都有责任，事到如今必须支持杜松，不然自己也下不来台；但在上呈的奏疏中，他表示应该为拱兔部可能发起的报复行动做好防备。这相当于把事情一分为二，之前的胜利是胜利，后面如果有报复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与其一直求全责备，不如趁着士气可用，借此提振辽东的战力。
熊廷弼还建议李炳，可以连同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总兵杜松一起上奏报功，同时把后面可能遭遇报复的问题点明。这是团结蓟辽文武，共同面对边疆危机的大计。
熊廷弼总体上承认杀款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还是从维护团结大局、提升辽东武备两个基本点出发，选择了支持杜松。
朝廷最终承认哈流兔之捷。但问题是，明朝真的能扛得住拱兔部的报复吗？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初十，拱兔部憋了一冬，终于在草长莺飞的季节来报仇了。五千蒙古人从宁远中右所杀入，天亮时包围大胜堡，打到巳时，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破堡，堡内被杀掠的军民达385人。而后，又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游击于守志。
看到了没有？这还是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就被人家打成这样？！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朝廷内外对此竟然出奇地冷静。三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李化龙做出了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总兵杜松戴罪留任，于守志降级使用、立功自赎。这么大的败仗，竟然连板子都不举就放过相关官员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拱兔部的报复进攻是早已预料到的，但起因来自朝廷与督抚的判断失误与命令错误，武将们不过是执行了文官的错误命令，所以即使吃了败仗，也没法过多责罚。文官系统显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糊弄过去算了。
可是，宋一韩上了一份奏疏弹劾杜松，指出哈流兔之捷的时候都说杜松厉害，后来马拯有“杀降”一说，但都怕激怒杜松，造成文武失和，没有处置他，才有了今日大胜堡的败绩。杜松、于守志谁也逃不掉，都应该接受勘核，朝廷应定此二人之罪。
事情到了这份上，终于掩盖不住了，果然应了熊廷弼的说法——打了败仗一定会有人秋后算账。杜松得知兵部的处理结果后，忧愤惊惧，吓晕了过去。据他的手下说，杜松把冠帽、旗号、刀枪、盔甲等一把火烧了，在家里备了棺材等死。
本来文官系统还想保他一下，见他如此发疯，也不再搭救了，各路“神仙”纷纷落井下石。而且此时局势更加恶化，文武官吏揭发哈流兔之捷是一场计划好的谋杀，就是要把原来依附在大明边墙的降夷、款夷杀了充数。
杜松在出击时只斩获26颗首级，此外是把以保密为名招入堡内的一众降夷砍了才凑出了146颗首级。因为都是真夷，没有第一时间了解内情的熊廷弼自然也通过了首级的检验，被杜松的报功骗过，继而为他站台。
到了五月初八，杜松已经墙倒众人推，熊廷弼将各处汇集上来的信息整理成一份核查报告，将杜松到辽东之后的所有问题调查得清清楚楚。
其一，杜松抵辽不久，就拿钱给各处营旅，让部下收买人参貂皮，但要求数量远超他给出的银两，导致手下被迫全营凑钱补足数量，此乃盘剥手下官兵；
其二，哈流兔杀降夷冒功，还杀了一名忤逆他的汉人布商；
其三，朝廷的赏银被杜松截留3000多两，克扣部下应得的部分。熊廷弼在奏疏中指出，杜松的罪行是够得上大辟（砍头）的程度，仅解职不能了事。
事已至此，熊廷弼明白，自己作为巡按御史，查勘战况战果是他的责任，当初自己失察，还给杜松撑腰，现在东窗事发，自己只能坚定地与杜松划清界限。
要知道，杜松是整个大明以“廉勇”著称的名将，但竟然既盘剥部下又克扣赏银，没有“廉”，还以杀良杀降为功劳，真到了蒙古人入寇的时候却毫无办法，要么畏战，要么一触即溃，也没有“勇”。而对于武将的虚假战报，包括熊廷弼、巡抚、总督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官最初都被蒙在鼓中，但即使到了造假苗头有所暴露的时候，高层文官仍然认为不过是某些文官嫉功而已，或出于某种难以描述的心态，宁愿将问题一直掩盖下去。
直到打了败仗，前前后后所有事情完全曝光，文官系统才彻底抛弃杜松。这样一次“先胜后败”的经历，不禁让人怀疑，大明九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胜仗，背后到底还藏着多少虚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四月，杜松被解任回籍，第一次辽东任职就此结束，下一任总兵王威上任。至于熊廷弼，毫无疑问要负上失察之责，而他被现实“撞了一下腰”后，还要继续面对越来越糟糕的辽东局势。
熊廷弼告诉万历，现在辽东兵微将寡，军备废弛，所以需要增兵，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必将成为明朝的大患，所以皇上需要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拨一些钱来给辽东扩充军饷，否则局势就会恶化，甚至威胁到京师。
你还别说，熊廷弼的话还真管用，这足以说明万历对他有多信任。
当然熊廷弼也不是光知道要钱要兵，他也干了不少实事。
他一方面肃清律法，专门对贪官污吏开刀，另一方面与民息讼，节省开支，仅仅两年就积攒了3.7万两银子。除了一万多两发给各边修理破败的堡台，还剩下了两万多两银子。不得不说，熊廷弼攒钱的确有一套。
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熊廷弼将罚银所得2.1万余两，加上扣下的税监余银7900余两，分发到各地购买常平粮，购得高粱、谷、米、豆等粮食13.2667万石，其中谷、米、豆等细粮2万石，还建立仓场16座，有房460间。熊廷弼在辽只用一年时间就恢复了已经荒废15年之久的常平仓。
这下万历高兴坏了，以前都是辽东跟他要钱要粮，现在熊廷弼去了不到两年，就已经积粮十几万石，并建起了常平仓。所以万历要求户部积极参考熊廷弼的做法，将常平仓经验推广至其他边镇。
常平仓过了一年开始发挥作用，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六月青黄不接之际，常平仓开始卖粮，总共卖得2.64万两白银，获得1974两的利润。到了九月，辽东丰收，熊廷弼再度拼凑各类银两7000多两，加上之前卖粮得银，又进入市场大量收购粮食，购买新粮加余粮共近28万石，存入常平仓。
经过两年实践，熊廷弼证明了辽东完全可以不用朝廷拨款，通过开源节流就能建立起几十万石的常平仓。万历再度喜出望外，连忙下旨明确要将经营常平仓引为常例，以后接管官员必须照例奏报，并且记入考核。
常平仓看上去的确是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中国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操作，但是常平仓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期货的官办买卖，具有所有官办买卖的共性问题，比如对价格的把握，如何做到以适当的价格买入卖出。
最关键的是，经营常平仓对经手官吏道德品质要求很高，在完全没有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官员的积极性以及杜绝贪没钱粮的现象？还有一点，如果国家蒸蒸日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倒罢了，一旦出现战乱灾荒，财政吃紧，常平仓便很容易入不敷出，处吃紧的时候从此处借粮调粮，之后还不上，整个制度就会走向崩溃。
熊廷弼建立常平仓的成功实践，完全得益于他个人的能力和品德。
首先，他曾当过推官和工部主事，长期与钱粮打交道，深谙其中门道；
其次，他能搞到钱，能合理运用资源（利用税监的剩余房屋）；
最后，他个人品质有保证，且能督促手下官吏工作到位。种种因素缺一不可。
果然，熊廷弼靠一己之力做成的常平仓在他离开后逐渐荒废了。等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熊廷弼二赴辽东时，他当年的努力早已化为乌有，整个辽东所有府库剩余的粮食只有高粱、大豆几千石而已，连供给军队都不够。
除了常平仓之外，熊廷弼其他主要工作成果还包括：只花了万余两银子修建了边墙685里、堡垒7座、台74座，添设台5座，修补20座；打造了盔甲1460套、大小三眼枪2810杆、百子铳460门等一大批武器装备；通过整理马政，增添战马1632匹、牧草田1500多顷。
但是面对日益强大的女真，熊廷弼发现，明军已经不是他们的对手了，所以他不提倡主动进攻，而提倡坚壁清野，把屯堡变成“铁乌龟”，以坚强之堡垒延长时日，再集结机动兵力前去救援。救援也不能轻率出战，而是摆出车阵，环列火器，对敌打击，把敌人耗走。说白了就是变成“基建狂魔”，在地上修建堡垒，在野外把军队建成移动的堡垒。
熊廷弼的这些战略战术思维，基本主导了未来几十年大明在辽东的战略战术。自从萨尔浒战败后，历任辽东高级官员如孙承宗、袁崇焕，都受到熊廷弼的影响，所有方略都脱不开熊廷弼的战略构想。
三年任职期满之后，熊廷弼离开了辽东，成为南直隶督学御史，负责南直隶的教育工作，所有属于科举的人和事都归他管，督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在这里，熊廷弼对江南士子极为严苛，甚至不惜得罪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并最终被迫回了老家，他在老家一呆就是七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
这一年，明朝和后金爆发了萨尔浒之战，这场战争的结果让熊廷弼再次得到任命，他不得不离开家乡，重新回到辽东去收拾残局。那么，萨尔浒之战究竟结果如何？熊廷弼又如何应对辽东局势呢？这就是我们下期节目要聊的内容。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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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之死》，唐元鹏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