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关于没钱，可能解决不了的原因都一样！

上下五千年，闹过无数次财政危机。每一次的缘起、缘灭，肯定都有相似之处。要搞清今日之困境，不妨回头看看北宋。

富而贫穷的北宋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陈寅恪的名言。宋朝，不算大一统王朝，一直是强敌环伺，非常羸弱，但在历史上却有着不逊于汉唐的地位，全赖它文化水平高。不过，有些学者也说，民间屌丝也传，赵宋还有另外一重可取之处，就是有钱。

北宋，农业、手工业都发达，但最了不得还是商业：市场经济发达，街边巷口都可以摆摊，还有了夜市；海外贸易发达。按说，干啥都挣钱，不应该缺钱花，可北宋朝廷就出现了财政危机，且时间还很长。究其根本，是因为政府的花销太大。

·岁币

前面也说了，宋朝是强敌环伺，武力值很低。从高粱河之败后，宋朝的外交政策就是发挥自己有钱的优势，花钱换和平。最著名的是澶渊之盟，宋真宗答应每年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结为兄弟。据记载，当时还是占了便宜的，因为宋真宗本打算用百万摆平。虽然，以宋朝当时的经济实力，这点岁币不过九牛一毛，但也架不住年年给。而且，辽国年年白拿，胃口还大了。

公元1042年，也就是宋仁宗庆历二年，辽兴宗趁宋新败于西夏之际，实施外交恐吓：加钱，要不然就动手。宋仁宗不敢动手，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白银10万两、绢10万匹，即每年给辽国：白银20万两、绢30万匹，这就是庆历增币。这次增币，还将原来的赐币改为纳币。称臣纳贡，才叫“纳”，宋给辽的钱，从兄弟友好变成了伺候大爷。

一是真有钱，二是真害怕打仗，所以，北宋的岁币不但给打不过的辽，也给打得过的西夏：白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每年除了这些，逢年过节的，北宋也要给西夏包上“大红包”。虽说，名义上是“赐”，但实际上不给也不行。

·冗官

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这场政变才登上皇位的。他虽是武夫，却不重杀戮，啥事都想和平解决，对有怨的无怨的都想怀柔，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要团结谁，最简单、粗暴而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做官，把他们尽量多地吸纳到公务员队伍中，给他们发工资。这主要有几个途径：一是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公平公正，还不断扩招，以便让更多人能通过科举做官；二是恩荫补官，这主要是照顾干部子弟的，宋朝荫补范围很广，不止包括子侄，还有亲戚，甚至门客；三是胥吏出职，从各级官府中的小吏中选拔官员。

曾经在网上流行过这样一股思潮，那就是梦回宋朝。因为，据好多专家的描绘，宋朝是一个社会相对公平，努力就会有收获的时代。其实，拼爹上位，在宋朝的官场上不是鲜见的现象。据统计，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那光有个好爹，自己不学无术怎么办？放心，宋朝的官制给不学无术的人以方便。

宋朝实行的是官职差遣制度，即官职分离：官位意味待遇，职务才代表干哪片业务。但宋朝的要更复杂一些，官职主要分为三部分：官，决定享受待遇的级别；职，是荣誉性加封，类似技术职称，现在的院士、北宋年间的大学士是也；差遣，实际职务，具体干啥事。以包拯为例，他老人家是刑部郎中（官）、龙图阁大学士（职）、开封府尹（差遣）。以这种模式介绍领导，你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在某些隆重的大会上。不错，这种官职分离方式，我们如今仍在延用。这种制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巩固统治基础；二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在官职派遣制下，当官不一定要做事。故而，前朝的遗老遗少，还有当代不贴心的臣子，不想用也可以给予高官厚禄。这样，他们即使不能为己所用，也能看在高待遇的面上，拥护这个政权。再有呢，一事一官，或几事一官，避免了有人总揽大权，形成一方或一个系统的大佬，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非常有利于皇帝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据说，最多时，没有差遣的官员可以占到总数的80%。闲人多、闲职多，就造成了冗官现象。而冗官，则意味着高额财政开支。

在薪资待遇方面，北宋官员们可以享受正俸、禄粟、职钱、春冬服、从人衣粮、茶酒、厨料、薪碳和牲畜饲料。总之吧，皇帝为臣子们考虑的相当周到，大臣自己以及其仆人的衣食住行，甚至牲畜的饲料都由政府负担。而且，除了薪资，官员们还享有一定的、被减免赋税的土地。退休待遇也好，可以带职退休，就是事不干，但各种待遇、特权都保留着，还能晋升，而晋升就意味着涨工资。

在宋朝，当官就能发财。别人不说，就说范仲淹吧。他出身贫寒，为官清廉，但却依靠“工资”有财力在家乡修“义庄”，赡养族人。

官员数量多，工资高，一方面为大宋创造了文艺繁荣，让士大夫们不必为生活忧虑，可以尽情地搞文艺创作；另一方面却给大宋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冗兵

冗兵现象的形成，跟宋朝的治军政策和募兵制度密切相关。

赵匡胤因为自己是靠军队的武力值取得政权，自然深知军队的威力。故而，在“杯酒释兵权”，将全国的兵权收回之后，他就不想在放手了。他采取了兵权分离和兵无常帅的治军政策。

宋朝军队的统兵权、调兵权和率兵权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和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帝军权在握，却使军事行动受到掣肘。可赵匡胤还不放心，又颁布了更戍法，即军队隔一段时间，就要换防，但将领却不随军调防。这就导致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领和兵士之间不熟悉，缺乏信任度，影响战斗力的凝聚。

宋朝实行募兵制度，但招募对象很特殊，主要灾荒饥民，还有地痞流氓、罪犯，像武松、宋江、林冲等都是犯罪后，被发配充军的，“贼配军”嘛。当然，特别缺兵源的时候，也会抓壮丁。

以灾荒饥民为军，是赵匡胤引以为傲的长治久安之策，“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就是，遇上荒年，招募饥民入伍，可以将饥民叛乱消灭于无形；正常年景，就算发生兵变，百姓也不会参与。这种募兵制度，首先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似乎招募士兵成了次要的。

宋朝的兵是终身制的，没有退伍一说。所以，部队中，老弱病残比比皆是，很影响战斗力。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治军政策和募兵制度下，宋军的武力值很不咋地，但大宋却是一个最需要强大武力值的朝代：一是因为都城开封，不比长安、洛阳，无天险可守，防守完全要靠人；二是因为强敌环伺，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质量不行，只能靠数量凑，所以，宋朝不停地募兵。

据记载，需供养的部队，太祖开宝年间为37万，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增至91万，仁宗庆历年间增至125万，到神宗登基时，已增至140万。冗兵现象非常严重，财政负担也万分沉重。

斥巨资养官、养兵，财政自然是捉襟见肘。过度的财政支出，就是冗费。

北宋政权用养官收买上层，用养兵化解下层的极端分子，反正皇帝和官僚又不用出钱，苦一苦百姓就是了。从这一点来看，赵匡胤似乎建立宋朝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不是为了创造什么盛世。细想来，古往今来，哪一个政权又不是这样呢？

无法推进的改革

“仁”，是个好字，意思好得很。历朝历代，能在谥号里占一个“仁”字的，都是明君。在“仁宗”的队伍里，最有名的就是宋仁宗。包青天有唱词，歌颂宋仁宗“人称有道”，可真的有道吗？盛名之下，其实不然呐！

由于财政支出长年累月的激增，王朝财政濒于枯竭，而一再向百姓伸手要钱的策略，却要进行不下去了。据记载，宋仁宗年间，除了夏秋两季土地税之外，农民还要负担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不堪重负，以致农民起义频发。内乱不止，又有外敌不断侵扰，北宋政权似乎不干点啥，日子就快过不下去了。于是，改革的尝试在宋仁宗在位期间就开始了。

·庆历新政

首先，就是以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为代表发起的“庆历新政”。

新政以范仲淹的“条陈十事”为核心内容，涵盖了澄清吏治、发展农业、整治军备、厉行法治等方面，以澄清吏治为主。而澄清吏治围绕的却是抑制恩荫补官、减少科举的录取数量、清除不合格的官员，意在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少公务员数量。这是跟整个官僚集团过不去，范仲淹被群起而攻之。宋仁宗没有责备，但最终，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革新派全数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以失败而告终了。

历史书上告诉我们，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范仲淹等人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彻底性。咱不敢说教科书不对，但还是说点大家听得懂的话吧。前面说过，这庞大的官僚体系是赵宋王朝的统治根基，是赵宋王朝的拥立者。打个比方，如果说赵宋王朝是一把刀，那官僚体系就是他的刀把，那这把刀，别说刀刃向内，不管向哪都砍不到官僚集团身上。因为，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最后，范仲淹只能以诗言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品格的确让当时与后世的无数人追慕，但“忧”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欧阳修喝点酒、乐一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还是给肆无忌惮的官僚们以颜色。他们收敛了一点，百姓就稍微好过了点，北宋这挂破城还能勉强运行。不过，因为根本问题未解决。

宋神宗继位后，希望改变勉强度日的局面，就想做点什么。于是，他就重用了有能力做点什么的王安石。

有庆历新政失败在前，大宋皇帝对变法也是心有余悸，但王安石的一句话让宋神宗燃起希望。王安石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解决国家财政困境，不应消极节流，而应该积极开源。不用裁员裁军就能解决三冗问题、就能富国强兵，还能有这好事！宋神宗欣喜若狂，提拔王安石做宰相，着手变法。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这样上演了。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史课本里都说过，再说无益。无论哪朝哪代，近乎所有颁发的条文表面上看都冠冕堂皇，利国利民，但你要真信，你就傻了！啥时候都是功夫在诗外，王安石变法也莫能例外，其关键点也不在内容，而在于落实内容的人——官员。

历来，地主、富商会多多少少地盘剥贫苦百姓。但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或权力有限，这种盘剥就是有限度的。如果官府，确切地说是代表官府的官员们参与进来，进行放贷、买卖物资，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有良好的自我修养了，否者那对百姓就不是盘剥了，而是抢劫。因为，他们手中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有“刀”。那大宋的官员绝大多数有那么高的自我修养吗？说有，没人能信！

青苗法规定利率为百分之二十，官员就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市易法要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恶劣的官商代替私商；募役法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

一提起王安石变法，就进行内容分析的专家，是骗你的；而一提起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就说明是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专家，更是误导你的。不错，那群自我修养不高的官员们的确也掠夺地主、富商的财富，但也不会放过任劳任怨的小民。就个体而言，小民可能没有地主的损失大，但他损失的那点，就是他仅有的。所以，变法一起，流民遍地。

再进一步说，在制造大批流民的基础上，掠夺来的财富，有几分能进国库呢，还不是大部分都被那群自我修养不高的官员们中饱私囊了吗！而那进了国库的几分，不过是供神宗皇帝挥霍一下，多供养几个冗官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变法一起，就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以司马光为代表。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骗宋神宗可以，却骗不了司马光。司马光不一定砸过缸，但的确写过《资治通鉴》。他是史学家，看问题最透彻。他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意思就是天下财富是恒定的，不在个人手里，就在国库。那王安石所说的只开源、不节流，除了掠夺民财，没别的道道。而且，在掠夺的过程中，还加剧了北宋官场的腐败。

不但对新法的指导思想不认同，对新法的具体做法，司马光更不认同。新法本为解决三冗而起，但王安石却不整顿吏治、裁汰冗员，反而为了推行新法，成立了许多诸如专项办公室一类的机构，例如“制置三司条例司”。打着治冗的名义增冗，“以冗增冗”，加剧了三冗问题。

虽然名为“保守”，但派内可都是能人，除了司马光，还有欧阳修、苏轼、苏辙、富弼、韩琦等名臣。这些人都曾上疏，陈述反对理由，认为变法就是与民争利。但王安石信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条道走到黑，根本不听别人的建议，还把这些人都赶出朝廷，发配到地方。最初，宋神宗也站在王安石这边，但随着反对变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有点顶不住了。

熙宁七年（1074年），天降大旱，郑侠献上《流民图》，将中小地主破产、大批农民变成流民的景象更加直观地呈现在了皇帝面前。宋神宗“反复观图，长吁者四，袖而入。是夕，寝不能寐”。再加上太皇太后和太后对变法的控诉，他还是动摇了，罢了王安石的相位。后来，王安石虽一度再次拜相，但变法已难推进。

王安石变法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王安石这一辈子也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在学问与人品上，王安石是个楷模。在这一点上，那些曾激烈反对他变法的人也是钦佩的。

那是一个文风鼎盛、君子辈出的时代，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是君子，都没有私心，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司马光那么反对新法，当宋神宗问起司马光人品如何时，王安石给出的评价却是“司马君，实君子也”，而在王安石去世后，在举世皆毁王安石的时候，曾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中枢的司马光却认为“不可毁之太过”，盛赞王安石的人品、文章。当年，苏轼因乌台诗案遭人陷害，已经命在旦夕了。王安石给宋神宗写信，一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救下了他。后来，一再被贬的苏轼还专程去金陵看望已被罢相的王安石。这不是报恩而是理解。

为什么在时过境迁之后，司马光和苏轼都理解了王安石呢？绝不是因为专家所说的，他们看到了变法的好，而是因为他们明白：王安石不过是变法失败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宋神宗。

可他们明白，赵宋皇帝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丢了半壁河山后，宋高宗不说反思自我，从祖辈找原因，反而不要脸地把江山沦丧的罪责都归咎于王安石。

说一说北宋这段历史，是想让大家看清当下。历史早已尘封，我们却应该时常温习：对于那些说起来冠冕堂皇、利国利民，实则与民争利的改革，不得不畏。真心期望：国泰民安，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