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变法，一次为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一次为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次的熙宁变法。两次变法都是由当时集一时人望的忠臣主持，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就一点浅见叙述如下。

在封建时代，是以皇帝为主、家天下的的制度，皇帝的意图，帝王的意志占有很大的比重。比如商鞅变法，就是靠秦王绝对的支持才成功的，相反的，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变法，由于楚王的去世，不仅导致变法夭折，吴起也亡在楚国贵族的刀剑之下。庆历新政，主导者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大臣。宋仁宗虽说也是赞同变法，有变法的意图，但是不是十分坚定。宋仁宗本人无定志，当时的重臣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引用王夫之的话“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而且历史学家们称他为“守成贤主”，赵祯是个软弱、平庸的皇帝。心软，意味着过于民主没有决断，进而导致思想涣散；平庸，意味着他安心过着自己的日子，没有雄心壮志，没有乾坤独断；熙宁变法，虽说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但宋神宗本人意志是十分坚定的，而且宋神宗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宋神宗本人变法、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意愿十分强烈。公元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总所周知，三冗是导致北宋虚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宋仁宗期间，三冗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仁宗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125万9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真宗与仁宗两朝土地兼并更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就冗兵来说，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平时养兵22万，宋仁宗时期则为125万。天下财政十之八九都用于军事。蔡襄在宋仁宗皇佑年间曾担任过三司使，他曾对当时的军费问题做出过统计。当时，北宋军队有118.1532万人，开支如下：

钱（贯）收入3682.2541万贯；支出为3317.063万贯；养兵支出994.0147万贯，占总支出的30%。

绢帛（匹）收入874.5535万匹；支出为725.564万匹；养兵支出742.2768万匹，占总支出的102%。

粮食（石）收入2694.3575万石；支出为3047.2708万石；养兵支出2317.0223万石，占总支出的76%。

草（束）收入2939.6113万束；支出为2952.0469万束；养兵支出为2498.0464万石，占总支出的84%。

而到宋神宗时期，当时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总结北宋朝廷所面临的巨大困局，就是“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掏空了国库，榨干了朝廷。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北宋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如果北宋政府再不改弦更张，而是一切照旧，那么政府就有可能面临关停乃至崩溃的风险，比如军队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很可能要哗变、官员因为工资拖欠可能要加大贪腐力度从而引发民变等等。结合两者党政时期的经济情况，宋仁宗勉力为之，而宋神宗是不得不想法子改变。

两者的变法最终都倒在了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在有宋一代，想把水烧开，确实不容易。无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的变法，都是烧不开的水。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看来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