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正火热上演，剧中一位核心人物贯穿全剧，他正是举世闻名的画作《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画家张择端。这不禁引人深思：为何《清明上河图》能够流芳百世，而其作者张择端却相对默默无闻？历史学博士林婉在其著作《这个宋史超有料》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阐述：
《清明上河图》在宋朝时就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这幅画很有名气，但它的作者张择端却被极度忽视了，这是为什么呢？
在许多人眼中，《清明上河图》是一副盛世图景，但其实不然，它里面隐晦地反映了许多北宋晚期的社会弊端，是一副真正的“盛世危图”。张择端采用画谏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社会的忧思，这幅画实际上是他对宋徽宗隐秘的谏言。
第一代世界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罗越，曾这样评价《清明上河图》：“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宋画可与之媲美；是完全不受任何画风影响、纯粹对现实的真实刻画。”
自这幅画诞生起，迄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宋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生动呈现，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然而，历史把掌声给了《清明上河图》，却把沉默给了它的创作者张择端。这位本该“声名赫赫”的画家，成了掩藏在这幅珍贵画作背后的一道晦暗身影。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宋代所有正史、野史，文人雅士对这幅“神作”的作者如此忽视呢？这还得从这幅画本身说起。
帝王的偏见
《清明上河图》的诞生，起源于宋徽宗的一封敕书。作为宫廷御用画家的张择端奉敕作画，仅用了大半年时间便创作完成。他怀着紧张、期待的心情将此画呈献给了宋徽宗。
宋徽宗为《清明上河图》题上字，盖下印章。然后，转手送给了外戚向氏。很显然，他不喜欢这幅画。但其实，不论是笔韵、构思、还是题材，《清明上河图》都是符合宋徽宗的审美标准的。
他青睐的画作笔韵是这样的：“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
《清明上河图》的笔韵正是此类中的翘楚。据《国之重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统计，《清明上河图》中共绘有人物 814 个，每一个皆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俱若自然”。
另外，宋徽宗钟情于画作中的“藏意”。他曾为翰林图画院的考试出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要求考生运用想象力尽抒其中悠长韵意。
这次考试夺魁的考生名叫宋子房。他的构思是这样的：舟人躺在船舱中的尾部，身旁横着一支孤笛。这幅画面含蓄表现了无人渡船的情形，以及舟人无言的寂寞。
而《清明上河图》中这种奇巧，富含“藏意”的构思，处处可见。如私家漕粮的运输，暗示着北宋朝廷对官粮控制力的衰减；街上售卖的香烛纸马，暗示着图中正逢清明时节等等。
宋徽宗还是端王时，长年混迹于市井。对于民间生活类题材，他颇为喜爱。而《清明上河图》运用了大量笔墨来刻画开封府内百姓热火朝天的日常生活。所以，从题材来看，它也完全符合宋徽宗的审美。
那么宋徽宗为什么不喜欢这幅画呢？这得从宋徽宗“喜欢的”内容说起。宋徽宗与几百年后的嘉靖帝在对道教的迷恋上，如出一辙。他对道教的热忱，甚至深入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并将道教作为护国神教。
在这种举国“崇道”的氛围下，张择端竟然在《清明上河图》中选择性地避开了对它的描绘和歌功颂德。全本画卷只有一个人烟稀少的清冷寺庙，和寥寥几个道士。这显然是宋徽宗不喜欢的地方。
作为一个极具艺术天赋的帝王，宋徽宗不仅自己擅长绘画，还十分懂得评析之道。从他流传于今的画作《瑞鹤图》《祥龙石图》，以及他倡导编著的《宣和睿览册》来看，他是非常在意画作中“祥瑞”之意的。他认为绘画应该具有这样的功能：“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
而《清明上河图》明面上是一幅“盛世之景”，但它背后暗藏汹涌的危机，不仅没有“祥瑞”之意，反而让宋徽宗看后无比气郁。所以，注重祥瑞的他，是绝不会公开赞美、表彰这幅“充满晦气”的画作。
对于这种结果，张择端是悲伤的，因为这幅画不是一幅简单的画作，而是他倾注了心血的隐秘谏言。他选取入画的素材景象，并不是开封城百姓生活中的偶发事件，而是北宋末年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一系列社会弊病和朝政日渐衰微的反映。
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宫廷画家，他对这些社会弊病，做不到熟视无睹。故而，他借助《清明上河图》，勇敢地向宋徽宗提出了他的“谏言”。然而，在宋徽宗看来，张择端苦心孤诣地想要曲谏的诸多社会隐患，正是他本人施政的鲜明呈现。作为一个自视甚高的帝王，这些内容自然令他感到十分碍眼。比如图中反映的消防松懈问题。
空无一人的望火楼
开封府共有120个坊，坊巷密集，且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据统计，北宋曾遭受过四十多次特大火灾，房屋损毁、人员伤亡不计其数。所以，开封府的防火意识十分严格：“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又醮祭者，必先关白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后也。”
在居民区，到了半夜，便不再允许燃烧蜡烛照明。若是想要夜间用火，必须先要上报给当地的厢使，获得批准后才可以使用。若是未向厢使申报就自行用火，一旦被发现，必须经过严肃盘查，如厢主和判府必须双双到现场去查明原因。
对于人口极度密集的开封府来说，火灾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件。王安石在《临川集》中记载了一件开封府的火灾事件：“青烟散入夜云流，赤焰侵寻上瓦沟。门巷便疑能炙手，比邻何苦却焦头。火患如此严重，那么城中必须具有一套完善的消防体系。故而，北宋政府在每坊地势较高的地方均设有望火楼。《东京梦华录》对望火楼的建置是这样记载的：“望火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街、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从这项记载可知，开封府有一支非常专业、完备的消防队伍。望火楼上有人值班站岗，楼下的官房内有数百长期屯驻的官兵。“消防兵”当时被称为“潜火兵”，隶属于军队，实行军事化管理。一旦发生火灾，他们可以在望火楼第一时间发现，及时采取灭火措施，阻止火势的蔓延，最大限度地减少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
然而《清明上河图》中的望火楼上却空无一人，本该值守的官兵不见踪影。望火楼下屯驻“潜火兵”的官房竟然被改作了饭馆。这直接体现了北宋末年的消防系统已经颓废到形同虚设的地步。张择端选择这一场景入画，绝不是心血来潮。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并且以画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清明上河图》中空无一人的望火楼】
实际上，宋徽宗对于这般严峻的消防问题，也不是毫无作为。然而，令人倍感荒诞的是，他的“作为”却是修建了一座火德真君殿，并时常率领朝臣祭拜，还下令禁止一切有辱火德真君的言论和行为。而对于实际的消防措施，徽宗却漠然处之。
他的荒诞终于得到了惩罚。重和元年（1118）九月，宫廷里发生了一场北宋内廷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火灾：“掖庭大火，自甲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凡爇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被焚死者甚众。时天大雨，火发雨如倾，畧不少止，而火益炽……”这场火灾造成了人员的巨大伤亡。宫殿损毁，许多珍贵图书被烧成一堆灰烬，损失极为惨重。除了消防系统松懈问题，张择端还着重表现了私家漕粮问题。
危机四伏的粮船
《清明上河图》中，专门用来运输粮食的船只共有11条，占据了将近七分之一的画面，成为整幅画十分醒目的存在。画中生动地描绘了装卸工卸船的场景，然而却没有出现一个监运的督粮官和兵卒。显然，这 11 条粮船，没有一条是官船。装卸工将船上的粮食陆陆续续搬运到巷子里的私仓。私仓的商贾们囤积粮食，以备青黄不接之时卖得高价。这意味着北宋朝廷失去了对开封府粮食的储运能力。
民以食为天，粮食为百价之根，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皆十分重视的问题。为了防御荒年的粮食危机，以及打压商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问题，前中期的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储运国粮。为此，政府在汴河两岸建造了大量用以囤积粮食的官仓，到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开封府的粮食很好地控制在一斗七十文的价格，囤积的国粮可供九年之需。
《清明上河图》中的粮船】
由于神宗朝留下了丰厚的国粮储备，宋徽宗失去了忧患意识。再加上他已陷入蔡京、童贯等奸臣为他营造的“太平盛世”中，根本不会留意本朝已悄然改变的国粮储备情况。
张择端将自己对“官粮危机”的忧虑，生动委婉地在《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出来，以此想引起宋徽宗的警觉，使他关注私家漕粮霸占开封市场的问题。宋徽宗的确是关注起了官粮问题，但他的关注令人心碎。由于囤积国粮需要到盛产粮食的江淮、江南等地区收购粮食，再漕运至开封府，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宋徽宗于是在崇宁三年（1104）做了一个无比任性的决定：“发运司米六百万石，六路漕至真、扬、楚、泗转般仓而上，却从通、泰载盐为诸路漕司经费，而发运司自以汴河纲运米入京，每岁九月入奏，年计已足，始次第起发，乃一年之蓄也。又有百余万缗在诸路作籴本，如浙路水旱、淮南大熟，即以浙路合籴之数，于淮南寄籴，而淮南之钱却在浙路。诸路通融皆仿此。故发运司常有六百余万石米、百余万缗之蓄。”
他的这一荒唐举动，使得北宋政府大大减弱了掌控开封粮价的能力，等同于放弃了政府与商贾的竞争。粮商们迅速占据了开封府的粮食市场。他们大肆囤积粮食，等到粮食紧缺时再拿出来抛售，赚取高额利润。随后，宋徽宗将省出来的人力、物力、运力和财力，用来运送花草奇石。上行下效，他的喜好，滋生了民间挖掘花草奇石的风气，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朝廷失去了控制粮价的能力，使得开封府粮价暴涨，触发了社会的动荡，如这个时期爆发的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北宋末年，女真铁骑兵临城下之时，开封府内的粮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三千文还买不到一升米。这便是宋徽宗任性的恶果。当然，这个恶果最终还是由他来食用。只是可怜那些下层毫无抵抗风险能力的百姓，等待他们的将是饿殍遍野的凄惨命运。
懒散的递铺
《清明上河图》中，紧挨城门口的地方出现了一处官衙。这是北宋的递铺，是地方官送往京师的公函所经过的最后一站，也是朝廷派发地方公函所经过的第一站。为了防止公函送来时城门已关闭的情况，故而将递铺设在内城的城门口。
这些递铺的差官一般是清早出行办理公务，然而从图中可以看到，已经到了正午时分，他们还闲散慵懒地坐在递铺门口，迟迟没有出发，做事极其怠惰、低效。
这样松懈的吏治局面，是北宋末年普遍存在的问题。公函的高效传递对于朝堂的运转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战争年代。然而《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这种风气并没有引起宋徽宗的警戒之心。
【《清明上河图》中的递铺】
松懈的城防
我国古代的城市构建体系中，进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必然是有重兵据守的城防机构。然而《清明上河图》中，本该是城防机构的地方，却是一间场务（税务所）。税务官员正忙着验货，身旁是从事记录工作的账房。
城门口人来人往，一派欣欣向荣的商业氛围。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城楼周围没有出现管理城门的监门官，城楼上也没有一个把守的兵将，只有一个兴致勃勃地看热闹的更夫。
用著名史学家周宝珠的话来讲：“其实质意味着东京等于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在政风日坏之下，哪里有什么金汤可言呢。”
北宋末年的城防问题已处于十分严峻的危险境地。失去防御体系的开封城完全暴露在异族侵略者的视野中。
张择端将这种“涣散的城门防卫”隐藏在图中繁荣的商贸交易中，隐晦地向宋徽宗传达了它们带来的可怕隐患——一个胡人驼队，正牵着几头高大的骆驼穿过城门。它们背上驮着从开封府得来的书籍等物，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他们要去往哪里，此次开封之行，又是怀有怎样的目的？
但结合北宋末年的外交环境，不难看出其中深意——辽、金两国间谍多以前来宋朝交易的商贾团队做掩护，混迹在开封府中，获取他们需要的情报。
张择端想向宋徽宗表达什么，不着一字，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清明上河图》中的“税务所”】
剧烈的贫富差距
在《清明上河图》繁华的“盛世”景象中，城门外的平桥之上，有三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小乞丐，正缠着行人乞讨。而前呼后拥的权贵们，正沐浴着春日的暖阳和微风，踏青归来。这种鲜明的贫富对比，在图中处处可见。
如，为了生计辛苦劳作的车夫、船夫、轿夫、袋家等苦力百姓，与财大气粗的货主和作威作福的税务官之间的对比。还有商业活动中的小摊贩、饭馆招揽客人的伙计、酒肆中推销酒水的酒保等群体，与达官贵人之间的对比。
为了一餐活命的饭食，这些底层劳动者可能需要连续奔波上一天或者几天。这种贫富分化问题，引起了画家张择端的深切关注。他在开封府游学期间，与这些艰辛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必然有着过多的接触。他的内心深处对他们怀有深刻的同情和真诚的哀怜。
画面中除了以上几点重要问题之外，张择端还刻画了诸如船桥危机、宦官出行、春季禁猎、侵街现象等潜在的社会问题。忧患之深邃，可见一斑。
纵然他刻画的“问题”十分委婉地隐在“盛世”景象之下，但宋徽宗必然看懂了这幅画，因为他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这些都是他当政期间，朝臣在奏折中反映的真实社会现状。
张择端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宫廷画家，对于这些问题必然有所了解。加之他长期混迹于市井，相比庙堂之远的朝中重臣，他的了解更加细致、全面、深刻，所以他以自己独具的匠心和巧思，将他的谏言，曲折幽秘地“藏”在了这幅心血之作中。
【《清明上河图》中沿街乞讨的小乞丐】
君臣的博弈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开封百姓生活细节，虽不是实景实地，但却是活生生的真实景象。画面中的景象选取，也不是浮光掠影的简单罗列，它们皆是张择端精心地布置。这种布置，是他身上儒家思想“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直观体现。
他希望徽宗能够正视画中诸多事关国家存亡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采取相关的补救措施，以求及时挽回大宋的颓势，重拾昔日真正的盛世景象。他以宫廷画家的身份，向他的君王，勇敢地呈上了他的谏言。
从宋徽宗的反应来看，他显然看懂了张择端的“谏言”，但他早已沉醉在蔡京之流为他营造的“太平盛世”之中，不愿清醒过来。
《清明上河图》更像是一场君臣之间的无声博弈。
张择端输了，他的苦心，还是被辜负了。宋徽宗在继续他的奢靡生活，进行采运花石纲、重建延福宫、修建艮岳等任性行为时，侵略者的步伐已在帝国的身后悄然逼近。
《清明上河图》是历史给予他的一次机会，却被他自己亲手推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