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艰苦岁月中，家中长辈崩溃过、绝望过，但最终咬牙挺了下来，形成自信、坚韧、正值、善良、乐观、豁达的家庭品格。我为自己出自这样的家庭而感到自豪。
爷爷含冤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不说，全国物价均有上涨，孩子上学要钱，吃饭要钱，全家7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奶奶每月28元2角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绝望的时候，内蒙的六姨奶奶及时伸出援手。自1960年爷爷停发工资起，六姨奶奶每月寄来30元，整整10年未间断，当时她每月工资106元。
六姨奶奶是奶奶的亲妹，在家排行老六，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到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原计划留学苏联，是我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六姨奶奶为人正派、性格豁达，毕业后自愿支援边疆，被分配到内蒙古，筹建了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现内蒙古农业大学前身），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先后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科技委员会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曾多次接受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大伯说，六姨奶奶每月寄来的30元，挽救了这个家庭！在父亲眼中，六姨奶奶是另一个娘。后来父辈们生活渐渐转好，想给她寄钱以表达感恩之情，总是婉言拒绝。六姨奶奶的品行，对父辈们影响至深。
每月总共不到60元的生活费，让奶奶在黑暗中看到了些许光亮，但拖着病弱之躯，仅凭这些钱养活7张嘴，仍好似天方夜谭。
小时候父辈们教育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受人点滴恩，须当涌泉报，要懂得感恩。长大后才知道，在家中最困难的时候，正是好心人伸手拉了一把，他们才得以挺过难关。
由于家中实在困难，家里计划让刚考入四中的大伯退学。奶奶找到大伯班主任冯老师，说明情况后，冯老师则说大伯在班里不仅成绩好，还特别懂事，是班里的少先队中队主席（摘掉红领巾后，任班长），劝奶奶多让其读两年书，并讲“孩子不光是你的，也是国家的”。后来冯老师为其申请了助学金，每月5元钱，大伯这才得以坚持念完初中。
奶奶单位得知家中变故，考虑每月28元确实无法生活，批准奶奶申请的补助金，每月37元。
就这样，家里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但饿肚子肯定是少不了的。用二伯话说，是“大的让小的，小的让老的，老的也不肯吃”，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十瓣花。
关于这段艰难岁月，长辈们很少提起。每当追忆起往事，大多说的都是谁谁小时候的糗事，或是生活中的典故、趣事，只有相聚在松树街，触景生情时，才会零星说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听过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一件是家里穷，买不起好菜，大多是买堆菜。所谓堆菜，就是商店里，经常将不好的菜“搓堆”卖，价钱比正常要便宜不少，有的2分，有的5分，家里经常吃这些。
另件事是家里没条件炒菜，只能熬菜粥、煮面条，但仍不够分。煮面时汤多面少，就着些菜叶，大伯、二伯懂事，只给自己挑几根面条，盛一大碗汤。吃的时候左手端碗，碗沿触唇，稍往上抬，不让别人看见碗中“内容”，嘴里不停“吸溜”，右手筷子不停往嘴里扒拉（几根面条早已进肚），等“吸溜”有一会了，边用筷子不停敲打碗边，边大声嚷嚷“吃完了啊”， 并将碗中面汤一饮而尽，“吃饱喝足”后，各自去刷自己的碗。
二伯说，像假装吃饱这种“戏”，他们从60年底就开始演，一直演到63年大伯上中专，当时自认为演技不错，大人看不出来，如今追忆，皆是感慨。
至于吃肉，那就是一种奢望。直到好几年后，家中才能在过年时，满足一下父辈们这“奢侈”的愿望。
二伯记得，有次过年，奶奶咬牙花高价钱（不凭票）买了一盒扁盒的肉罐头，回家打开，没两分钟就让孩子吃光了。当时情形，简直是小狼崽见着肉星，眼睛里直放绿光。后来用热水倒入罐头盒里冲汤，冲了5次，直至罐头盒中一点油星都见不着，才算做罢。
奶奶身高1米64，爷爷受陷害后，体重不知不觉降到了60斤，经常要去医院看病，太太身体状况也不好。大伯、二伯主动承担起家务，洗衣、做饭，样样能干，一家人苦苦支撑，盼着爷爷早日归来。
1962年元月，爷爷因肺病死于茶淀农场，享年40周岁。刹那间，奶奶的天塌了。
身患肺结核、肝炎的奶奶，本已是苦苦支撑，听闻爷爷离世，再也承受不住打击，彻底病倒。自1962年起，奶奶3次进到积水潭医院住院。
同年，二伯接过大伯的“接力棒”，考入四中。当时大银行大院里，一家有两个孩子考入上四中的，只有两家。回想当年，大伯、二伯都是在爷爷出事后，任勤奋学习，双双考入四中，太不容易了。
爷爷走后，奶奶住院，太太强忍着白发送黑发人的痛苦，继续拉扯五个孩子生活。
只是这日子，愈发的难过。
“太难了，当时已打算把我和你小姑送给亲戚。养不活啊！后来没送成”。父亲在聊起这段时，不愿多提，追问原因，已泣不成声。
后来从大伯、二伯处得知，当时家中已是山穷水尽，要钱钱没有，要人人没有，家里因为爷爷的问题，还经常受欺负，父亲在院里玩，被人说的都抬不起头，奶奶、太太就计划着将几个孩子送到亲戚家，让孩子过的好一些。
原计划是，将二伯送至内蒙的六姨奶奶家，将父亲送至武汉的大姨奶奶家，将小姑送至北京的方姑姑家。
1963年，14岁的二伯带着6岁的父亲，乘火车到了武汉，大姨奶奶的女儿和其男友在车站迎接。据父亲回忆，当时年幼，并不知道去武汉目的，家人也没明说，只当是玩，还去东湖看了日落。
大姨奶奶家是中产阶层，家教严格，不许父亲与街上的“脏孩子”玩耍，父亲天性好动，不愿受此约束，一番“顶撞”后，最终随二伯返京。现在回想，兴许父亲当时心中已有感觉，又或对这种阶层分明的管教有抵触，但不敢明说。
回京后，奶奶抱着父亲，痛哭道：“全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小姑也明确表示不愿去方姑姑家，从此再没人提过将孩子送出去的计划。
在我记忆里，每当长辈们聊到这些，心直口快的小姑都会边掉眼泪边说“别说了”，大伯、二伯等其余几人，也都红了眼圈，有时候还会因为谁小时候不懂事，忍不住相互唠叨几句。大伯性格最为沉稳，从来都是遇事不慌，所以我对此印象颇深。
曾在网上看过一句话，深以为然：人生最大的意难平，就是从小陪伴的至亲，走在了自己最不懂事的时候。奶奶73岁离世，走的突然，那时父辈已有些能力，刚想着母亲的后半生，终于可以歇歇、享享福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成了父辈心中永远的遗憾，这是后话。
这些无意间听长辈们闲聊的往事，从小就对我有着深远影响。虽然当时不懂甚多，也能理解生活不易，和父辈比起来，自己所遇到的事根本不算事。现在已为人父，年近四十，方懂其中苦楚。
就这么熬啊熬，父辈们渐渐长大，苦难的生活促使他们相依为命，也培养出他们坚毅的品格，和责任与担当。
1963年，大伯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报考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中专），不为别的，这学校享受国家助学金，学习、住宿、吃饭全部免费。当时北京市只有两类中专学校有此政策：农业学校和师范学校。
大伯读中专时，因为学校（房山区）离家远，要周末才能回家。每次进门，等待他的都是一大盆待洗的衣服，有大人的，也有弟弟妹妹的，家里活实在干不过来。
父亲告诉我，当时大伯15、16岁，每次进家看到要洗的衣服堆积成山，心中就算不愿意，最多也就是拉下脸，还是会蹲着“吭哧吭哧”的洗衣服去。洗完衣服，又开始到灶台忙活一家人的饭菜。
大姑负责照顾我父亲，那会我父亲岁数小，出门永远是大姑背着他，以至于现在他们开玩笑时还会说，大姑之所以个子不高，就是因为背我爸背的。
二伯除了力所能及的干家务，帮助照顾弟弟妹妹外，还要每周三次去医院探望奶奶，雷打不动。
积水潭医院的探视时间是每周二、四、日的下午15：30至17：00，每当探视的日子，二伯放学后就直接背着书包去看奶奶，奶奶则会把医院下午加餐时发放的小点心、水果留好，让他带回去给弟弟妹妹吃。
“到了探视结束时间，有时我还会和清房的护士玩捉迷藏，其实是想和奶奶多待一会”，二伯说，一晃五十载，回想起当时情况，仍历历在目，“房间号到现在还记得，南三-316”。
1965年二伯初中毕业，赶上教育制度改革，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出现了一批半工半读的工科类中专，为了给家中减轻压力，二伯选择了北京化工学校，平时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除了能免学费、住宿费、饭费，每个月还有2元5角的补助。
从1967年开始，父辈们因为当年的政策，陆续离开松树街。
1968年，大姑初中毕业，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去了内蒙。
同年11月，为了照顾家人，本想再拖些时日的大伯被街道催的实在没办法，打好铺盖卷也奔赴内蒙。“照顾不了母亲和奶奶，就去照顾妹妹”。
1969年，二伯中专毕业，因为就读的是化工类院校，毕业后全国分配，被分配到正在建设中的西北第二合成药厂（陕西）。
大致是1968至1969年，奶奶去了五七干校（大兴）。
1970年，太太跟着方姑姑去了安徽，过两年才回北京。
同年，小姑初中毕业，去工厂参加工作。
那时候，家中只剩下读小学五年级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