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天擦黑的时候，我瘸着腿把那辆摔歪的永久28大杠推到镇上。车把上的铃铛早不见了，前轮转起来“咯噔咯噔”响，像在笑话我。
我把车藏在表叔照相馆后院，扯了块化肥袋子盖住。回家路上，裤脚沾满车链油，走一步滑半步——腿疼，心里更慌。
那个礼拜长得要命。好不容易熬到礼拜六，跑去一看：院里空荡荡的，我的车连影都没了。我蹲在邮局门口，给在深圳的爸爸写信：“爸，车丢了。你给妈妈说一下……”信纸被手汗攥得发软。
爸爸的信好像比以往慢了很多！记得那天放学，妈站在院里，手里攥着那根白蜡杆藤条。
“知错没？”
藤条抽在腿上时，我瞅见灶台上搁着半碗蛋炒饭——她给我做的晚饭。责罚还没结束，突然听到外公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打，狠狠地打，打重点！”那一刻我真的知道是我错了。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妈妈，她生气并不是因为车丢了，而是担心我偷偷骑着车还载着同学胡闹！这顿打，像是天意。
第二天爸爸的信到了，我读给妈妈听：“孩子她妈，自行车丢了是好事！别打孩子……”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多年，妈妈的藤条也记了三十多年。直到今天，我依然被这件事温暖着。
妈妈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好怀念妈妈的藤条，好怀念妈妈的责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