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0蘅芜君0原创
我家住楼房，因此严格来说不算庭院，只是一个公共住宅小区的院子。
我家第一栋房，从我出生一直住到十六的春天，那时我刚好高一。后来又陆陆续续搬了几次家，但第一栋房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在懵懂的童年时期，在我还不知道人间世事为何物时，我便开始在院子里跑着玩儿。初春欣赏被白雪压弯的新叶红花，夏天爬树摘海棠果，秋天混进草坪砸桑葚，冬天从倾斜的高坡上滑下去，模拟滑雪场。
我从幼儿园从小学学校放学回来时，便整个下午地在这个院子里悠游嬉戏。新疆的夏天白天很长，我可以一口气从六七点一直耍到十点。我没有很强的交朋友的意识，逮到谁就跟着乱混，玩儿完了下次又换一个玩伴。
只有一个从三岁玩儿到大的，她是我人生第一个朋友。我很懒，又很黏人，有了一个朋友，就觉得不用再交朋友了，所以去哪里都要跟她一块儿，懒得再去认识其他的人。我在院子里的时光，多数都是她带着一块儿度过的。我们有时两个人，有时跟其他小伙伴儿一起，侃大山，摇大绳，跳格子，踢毽子，过家家，玩泥巴，抓蚂蚁，摘果子，偷葡萄。
我四岁生日时，幼儿园给我办了一个生日party，教室里桌子椅子围成一个圈儿，我戴着生日帽坐在圈儿的边缘，前面放着生日蛋糕，小伙伴儿陆续走进圈里给我表演节目。大家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讲笑话，又是很开心。
后来，我那人生第一友换了一个幼儿园，我便也跟着换了地儿，俩人一块儿在新的幼儿园呆了两年。两年后我们即将上小学，那年的“六一”，我们排练了很多节目来庆祝。最后一个节目是“兔子舞”，我们跟着音乐疯狂地跳哇跳哇，我的幼儿园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上了小学，很多同学都是以前同一个院子里的，很熟悉。Nana（我那第一个伙伴儿）没有跟我分到一个班。
我们小学时作业很少，放学了依旧疯玩儿。当时院子里，比较熟悉的小伙伴儿还有凯、帆、小丫等。我们不仅在院子里面玩儿，到了学校也有机会碰面。
我跟Nana养了小鸡，被我们折腾死了，我们把它葬在院子后面的树林里，一棵垂榆下面。某个初夏，下了大雨，树林里泥泞不堪，我不小心跌到了进去，糊了一屁股的泥巴。我哇哇大哭。为了哄我开心，Nana故意跌到树林里，裤子上的泥巴比我还多，搞得我们哈哈大笑。小丫从旁边路过，见我们玩儿得这么开心，也嚷嚷着要玩儿。于是我们约好一个下午，一起到树林里跌跤。我跟Nana开心地跌了进去，小丫迫不及待地冲进树林往下一坐，站起来后，直接成了“泥腿”。她一见糊泥巴不怎么好玩儿，就开始哇哇大哭。小丫的妈妈领走了她，一路数落着。我们感到很抱歉。
小时候，院子里很多回族小朋友，Nana也是回族，跟他们很玩得来。Nana在的时候，我就由她带着，跟那些小伙伴儿乱耍，不走心。Nana不在的时候，我就很无聊。
有一回Nana不在，我在院子里的大路上乱跑，突然听到有人喊：
“小心！”
还没来得及回头，我就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撞倒，摔在了地上，两轮自行车轮碾上我的背，“倏”地停了下来。我的背上火辣辣的，被一个女人慌忙扶了起来，然后就被稀里糊涂地带回了家，洗澡涂药睡觉。
另一个下午，阳光灿烂，我放学也没碰到Nana，就自己去院子里玩儿。那时候是三四年级，家乡的县镇不知为何闹虫灾，树上楼上草丛里全是随风摇摆的“吊死鬼”。我们在学校“大战”害虫，回到家里还要继续“战斗”。我找到了一个蚂蚁窝，红蚂蚁，它们忙忙碌碌地爬来爬去，搬运食物。我听说红蚂蚁“有毒”，就专门用树枝挑来了一条“吊死鬼”，把它扔到洞口。落地的一瞬，蚂蚁们惊慌失措，四散逃开，那虫挣扎了几下便翻过身来，缓慢地爬离洞口。我看着很着急，不能让它白跑哇！蚂蚁们！送到嘴边的食物怎么还不要哇？真笨！于是又用树枝把虫子扒拉回去，它跑几次我就扒拉几次。我还嫌红蚂蚁战力太低，开始“残忍”地捣毁洞口，把原本一个小孔大的洞口捣成了橡皮擦那么大。红蚂蚁纷纷跑出来，看到洞口一只“庞然大物”在拼命挣扎。几只蚂蚁爬上虫身，被它左摇右摆地甩了出去。蚂蚁们锲而不舍，前仆后继，最终像个红网一般地死死罩住了虫子，咬得它动弹不得。渐渐地，虫子放弃了挣扎，变得越来越僵硬，蚂蚁顺势将其拖回洞里，大获全胜。
我不厌其烦地给蚂蚁们“送大餐”，后来跟Nana一块儿时也拉着她找蚂蚁洞，扔虫子进去，“欣赏”“斗虫大戏”，还为自己“消灭害虫，造福益虫”的行为沾沾自喜。后来院子里没有虫子了，我童年的一大“乐趣”便消失了。
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学同学叫S天星，搬到了我们这边的院子，我便多了一个同路回家的小伙伴儿。
我小学的时候经常忘带家门钥匙，回到家后父母没下班，我便坐在家门口哭。有时候隔壁的老奶奶看到我，便把我带到她家等着，顺便打个电话“催回”。有两次是一楼和六楼的奶奶把我带回去，她们的孙子都是跟我一块儿玩大的小伙伴儿。
六年级的某天，我刚跟S天星分开，就发现自己没带钥匙，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冲到她家，“咚咚”敲门，然后在她家一直玩儿到晚上，才等到爸妈回来。
因为我的关系，S天星认识了Nana，我们便春夏秋冬地一起玩耍，从前的“两人组”变成了“三人组”。小学高年级流行送贺卡，我便在圣诞节前一天买了几张贺卡，写上稚嫩又认真的祝福，装进信封里送给她们。
元旦前夕，每个班级都会举办联欢会。我们觉得班里搞不过瘾，就在Nana家里又搞了一次。我们买了气球、拉花、水果、零食，坐家里看电视，闲聊，还在厨房里一顿乱操作，搞出来不知道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我们跳到床上桌子上，用针扎破所有气球，把拉花扯下来往空中扔，房间顿时狼狈不堪。Nana说这场“联欢”搞得“挺傻的”，我却觉得我吃得很开心。
初中以后，我便很少有机会在院子里整个下午地玩耍，院子里的小伙伴儿也开始变少，搬去了其他地方。
我家属于医院家属院，我们那栋楼的前方是一片稀疏的树林，种在一个土坡上面，旁边是一堵又老又丑的墙；后来这堵墙拆了，建了几个小饭馆；后来又拆了，开始建楼铺水泥——医院正在扩建。我上学本来要绕一个大弯，走到家属院的正门；建了小饭馆之后，我便可以抄近路，早餐上学一并解决，节省了很多时间；医院扩建后，还是可以抄近路，经过由土坡改造的水泥空地，走过一个篮球场，穿过几栋新建的医院大楼，走出“古老”的医院后院，走上大路。
医院家属院的周围在改建，院子本身没变，我家楼栋后面的树林还是冬银夏翠，树林间的葡萄架还是能结出小小青青的葡萄。我中学时最喜欢的东西之二，就是初春的雪和初夏的榆钱。
新疆的春天来得很晚，三月份还是天寒地冻，但倔强的植物已经开始发芽吐苞。院子里的桃树，穿了一层嫩绿的新装，点缀几朵嫣红的花蕾。三月总是有大雪，天色骤暗，为解冻不久的大地再一次穿上棉衣。大雪茫茫皑皑，洁白无垠。雪下得很深很厚，能淹没整个脚面，躺在雪里，瞬间就会被清冷的白沙覆盖。这时看那桃花，它好辛苦哟，被层层白雪压弯了腰，白雪下，红的，绿的，白的，粉的，密集的，疏朗的，明争怒放的，含羞藏朵的，热热闹闹地簇拥着，一丛从，一树树。轻轻摇动树枝，雪一片一片地落了下去，于是它又挺直了腰板，又可以光明正大地与世界争美了。
到了五月初，天气回暖，冰雪消融，世界换上了新绿。蒙蒙细雨中总有新生的榆钱散落在地。我们喜欢在这个季节，等到雨水冲净枝叶，摘取新鲜的榆钱，几大袋，洗干净，跟淀粉一起，炒成“榆钱群群”。今年初夏做成的“榆钱群群”，可以一直吃到来年初夏。
中学的我不再有固定的伙伴儿陪伴着从院子里出发上学，我也很少在院子里嬉闹。中青年人搬离了这里，只剩下老年人，院子渐渐冷清了起来。我则在十六岁，高一的时候搬离了这个院子。至于搬离的原因，按照我母亲的话是这样的：初三的某个夜晚，父亲在外面吃饭，喝了很多酒，又不知听了什么人的风言风语，回到家便开始发火。（这件事我也有印象）他像捏仇人一样地，死死捏着母亲的脖子，差点儿把她捏窒息。在那一瞬间，母亲对这段本就不幸的婚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母亲拼了命地攒钱，借了一屁股债，在另外一个地方订购了一套房，付了首付，然后又自己一个人装修布置，高一下学期带我住进了新房。搬家的那天中午我还在期中考试，考完后回了一趟教室，便匆匆跟着母亲去了新房。自此，我在旧房旧院子的时代正式结束了。
搬家后的两三年内，我还断断续续回过老地方——母亲则再也没有回去过。高中毕业时，父亲也离开了那里，从此我再也没有踏入过那个院子。我对童年记忆，一向持回避态度，那个曾经嬉戏玩闹的老院子，一直被我存放在记忆最深处。我有意回避，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落灰的东西只能迷眼，引起不适。但深刻的记忆是无法抹杀的。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曾频繁地梦到那个旧院子，那间旧房子，人生第一个成长的地方，这说明了人对童年记忆有着多么强烈的本能依赖，人对沉淀下来的事物有着多么顽固的潜意识，就像我现在会频繁地梦到十年前的中学时代一样。（好可怕，都十年了！）一味地回避，导致我丢失了太多，错过了太多，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我一并抹去，草率地打入“记忆冷宫”；重新发掘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也曾有过这么多珠宝般珍贵的美物。我知道时光如流，也晓得回忆伤神，我没有办法把我丢失在半路的捡回来，但我明白了生活从来都不苛刻，我可以将手中的宝物珍藏，同着那一阵猛烈的暴风骤雨，云淡风轻地说一句：“哦，这样啊。”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