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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经此种司牧的实践所运作出来的宗教力量，实为形塑“国民性”的决定性因素。
在加尔文看来，圣职者的财富并不妨其活动，反而很能希冀借此增加其声望，所以只要不致忧心烦恼，投资获利并无不可。在清教徒的著作里，严词谴责钱财追求的例子可说是随手可得不胜枚举，相较于中古晚期的伦理著作之自由开放的态度，实为对比。
道德上真正要拒斥的，是在财产上的安然歇息，是财富的享受及随之而来的怠惰与肉欲尤其是离弃“神圣”生活的追求
根据神明白启示的意旨，唯有行动才能增耀神的荣光，而非怠惰与享乐 。因此，浪费时间是首恶，基本上也是最重大的罪过。
保罗的告诫：“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人 。不愿劳动即是欠缺恩宠状态的表征 。
依照清教实用主义的解释模式，神在职业分工上的目的为何，可由分工的成果来认识。
神所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理性的职业劳动。清教的职业理念里所着重的，总是职业禁欲生活里的这种讲求方法的性格，而不是像路德那样听天由命地安于神一旦分派的命运
财富之所以可疑，唯当其可诱人于怠惰安息与罪恶的享乐之时，而财富的追求也唯有当其仅只是为了日后的生活安逸无忧而计时，方为不可取。
犹太教是站在政治或投机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这一边，其风格，一言以蔽之，即贱民资本主义（ Paria-Kapitalismus ）风格，而清教则是具有理性的市民经营与理性的组织劳动的风格。清教自犹太教伦理那儿所采用的，只是适合于此一范围的东西罢了。
君主—封建社会之对抗新兴的市民道德与反威权的禁欲集会而保护“享乐意欲者”，其情况犹如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抵制劳动者的阶级道德与反威权的工会而保护“劳动意欲者”那样。
为了全力提振平实的目标效用而抵制任何艺术题材的运用，“无聊”、“多余”、“虚浮”等概念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套用在非理性、无目标因此乃非禁欲的、非为增耀神而是增耀人的行为表现上。
只要禁欲的生活态度经得起试炼，那么财产越是巨大，责任感就越是沉重，亦即有责任要为神的荣耀而一直保有这财产，并借着不休止的劳动来增益这财产。
正如入世禁欲的先驱者中世纪修道院里的禁欲所一再遭遇的命运一样：在生活规律严格且节制消费的中世纪修院里，理性的经济营运一旦充分发挥其效用时，所获取的财富不是直接——像教会分裂之前那样——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就是使修道院的纪律濒临崩溃的危机，以致必须着手那一再反复的“宗教改革”。
加尔文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民众”，亦即劳动者与手工匠大众，只有在贫穷中才会继续顺服于神 。荷兰人（彼得 · 库尔及其他一些人）将这句话“世俗化”为：人民大众唯有受迫于贫困时才肯劳动；而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调性之一的这番定式化，后来便汇入到低工资的“生产性”这个理论的洪流里。
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 Berufsmensch ）——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
整体而言，近代人即使抱着最大的善意，也往往无法理解宗教意识内容对于生活样式、文化与国民性真的有过如此巨大的意义。虽然如此，我们当然也并不打算，以片面的唯心论的文化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对于历史真实的解明，两者是同样可能的 ，但任一者，如果不是用来做研究的准备工作，反而是充作研究的结论，那么同样会是一无所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 Peace of Westphalia ），签订于 1648 年，结束了欧洲自 1618 年以来的三十年战争（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的起因相当复杂，不过，其中也包含了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抗。此一条约基本上则承认了彼此的势力范围，换言之，一个教会——梵蒂冈的教宗为上帝在人间唯一之代表——的理想，至此遂告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