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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历史概念形成”的本质，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历史真实嵌插在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要在往往且无可避免各具独特个别色彩的具体发生关联里，致力整理出历史真实的面目
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
无论如何，无可怀疑的，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此处所指意义而言）先于那儿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在 1632 年人们就已抱怨新英格兰——相对于美国其他地区——擅于利得追求精算的特殊现象），而譬如在隔邻的殖民地，后来的美国南方各州，资本主义精神则远远处于尚未发达的状态；虽然如此，后者却是为了商业目的而由大资本家所创建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牧师、学院毕业生，连同小市民、手工匠与自耕农出于宗教理由所建立起来的。
资本主义无法雇用那些毫无纪律的“随心所欲”（ liberum arbitrium ）者来作劳动者，而且正如我们从富兰克林那儿所学到的，言行举止一贯厚颜无忌的商人也同样无法为资本主义所用。
所谓“前资本主义”，指的是：理性的经营方式的投资与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尚未成为决定经济行为取向的支配力量。
桑巴特在其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里 [23] ，区分了“需求满足”（ Bedarfsdeckung ）与“营利”（ Erwerb ），视其为左右经济史走向的两大“主轴”；前者致力于满足个人的需求大小，后者则跨越了需求的门槛而致力于追求利得与获利的可能性，二者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形态与方向。
开创此种变革者，通常并非经济史上任何时代都惯见的那些蛮勇厚颜的投机者与经济冒险家，也不是那些只不过是个“大金主”的人，而是在严苛的生活训练中成长起来，心细又胆大，尤其清醒且坚定、敏锐且全心投入工作，带有严格市民观点与“原则”的人。
在严密精算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对致力追求的经济成果进行妥善计划且清醒冷静的运筹帷幄，实乃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色，与农夫只图糊口的生活、古老行会工匠依恃特权的陈腐老套、以政治机会与非理性投机为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正相对反。
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是承认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首度创造出此种意涵的职业概念。
对他来说，修道院的生活样式不只丝毫不具蒙神称义的价值，而且更是逃离现世义务、自私自利、无情冷漠的产物。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履行世俗内的义务是讨神欢喜的唯一之道，此一道路且唯独此道方为神之所愿，也因此，任何正当的职业在神之前绝对具有同等的价值。
若无路德本身个人的宗教发展，宗教改革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他的人格也一直在精神上影响着这改革，但是若无加尔文教派，路德的事业也就没有具体的持续性。
无法用任何一种经济观点来解释的无数历史景象，特别是纯粹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必须加入其中共同作用，才能使新创立的教会得以存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对无意主张荒谬而教条式的命题，譬如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如前文所暂用的意义上）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某些重要形态，比起宗教改革，老早就存在的这个历史事实，已断然驳斥了如上的主张。
重要的是信仰。确实，不信者的精诚与职业上的勤勉，亦是为神所喜的（此种职业生活里的活动，是基于自然法的德性）。但是，不信与虚荣是阻碍，无法将他们的善功归于神的荣耀。（近似加尔文派的说法）……因此，不信者的善功虽值得在现世得到报偿（与圣奥古斯丁“披着道德外衣的恶”相对），但在来世这些全不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