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五重危机：司马家族为何守不住江山？

三国归晋，这是这个大分裂时代唯一一次短暂的统一，但是这次统一非常脆弱。

首先还是要说王朝合法性的问题。

“三国同命”那一讲说到，魏蜀吴三国的合法性其实都不足，晋还要更糟糕。

三国里面，合法性相对最充分的，是魏国。毕竟曹操在传统的华夏核心区域，重建了统治秩序，如果曹操的子孙能够争点气，进而一统天下，那么这个政权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合法性。

但问题就是没做到，司马家篡位了。司马家没有赫赫武功，靠阴谋政变上位。后来，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挖苦曹操、司马懿说：“你们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才当的皇帝”。这么骂曹操有点冤枉，骂司马懿是真没什么问题。

合法性匮乏，就意味着这个政权必须靠超强的武力和经济实力才能维持。

司马昭要灭蜀，晋武帝司马炎要灭吴，都是力排众议，都是有提升王朝合法性的用意在的。统一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但统一之后如何维持，却有可能要持续消耗武力和经济实力。是非祸福，非常考验执政者的能力。

大致说，西晋王朝由外而内，面临着五重危机。

最外面的一重，边疆少数民族内迁，民族矛盾尖锐。

东汉以来，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有气候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总之，晋朝建立时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

有几个数字可以看一下：

西汉末年，官方统计的汉族人口是将近六千万，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80万，是33：1。

东汉后期，官方统计的汉族人口略有下降，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到300万以上，大约是18：1。

西晋的时候，经过汉末三国的残酷战乱，官方统计的汉族人口暴跌到1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则大概增加到470多万，汉族人口已经不过是少数民族人口的三倍多了。

理想状态下，大家友好相处，这个数字也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现实很不理想，民族矛盾很尖锐。

当时有个叫江统的人，写了一篇《徙戎论》，指出问题已经严重到恐怖的地步，希望把少数民族都迁到塞外去。

他指出的问题很关键，但是方案很不切实际。这些少数民族，有的已经在内地生活了一两百年了，你凭什么让人迁走？一定要迁，那经济上要给补偿吧，需要多少费用？以晋朝的吏治之腐败，就算朝廷拿出了巨额经费，有多少能发放到人家手上？不给补偿直接用武力驱赶？那人家的战斗力也不是吃素的。

晋朝最后没有听江统的意见。

唐朝人编《晋书》，在江统的传记后面发了一番议论，还是说得蛮实在的：

“《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

大意是，江统的建议是为国家深谋远虑，但真实行了，恐怕只会导致灾难更快发生。

这是难以化解的第一重危机。

西晋王朝面临的第二重难以化解的危机，来自新征服地区，也就是蜀国和吴国的地盘怎么完全消化的问题。

蜀国，相对好解决一点。

灭掉蜀国后，后主刘禅被带到洛阳，司马昭问他：“你想念蜀国吗？”刘禅回答：“此间乐，不思蜀。”有人评价刘禅真是毫无心肝，有人分析刘禅真是大智若愚。不过刘禅这句话还是挺能代表很多四川人的想法的，这个政权亡了就亡了吧。

汉末大乱时，很多人涌入蜀地，也就是四川，后来刘备又带着大批荆州人到四川。蜀国被灭后，晋朝又把这些人迁出了四川。这个政策，大概一是防着他们再利用蜀地割据，二是正好补充当时中原人口的不足。

蜀地本来的大家族，晋朝没去动他们。这些蜀地的家族一直是被压制的，他们基本上不拥有什么军事力量，晋朝不担心他们会割据造反。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有什么别的军事力量进入四川，这些家族也没有能力抵抗。

吴国的情况更棘手。

因为江东士族的势力，比蜀地要大得多，他们抛弃了孙家政权，但也不见得就有多拥戴你司马家。

所以晋灭吴之后，天下形式上是统一了，但实际情势还是存在某种僵持。一方面，晋朝委派到江东的官员，治理谈不上有多深入；另一方面，江东的士族，也很难进入朝廷做官。东吴地区还时不时有人造个反。

实际上，皇帝也知道，要想加强朝廷对东吴地区的吸引力，把这片疆域真正消化，必须要给江东士族更多的机会，比如让他们在一些比较重要、待遇也丰厚、名声也好听的岗位上任职。

但问题是，蛋糕就这么大，给江东士族多分点，中原士族就会有意见，皇帝也拿不出多少蛋糕来。

《世说新语》里有很多段子，讲北方人和南方人怎么互相鄙视。比如说有个叫蔡洪的，到洛阳来求职，洛阳人对他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你一个南方人，国也亡了，你有什么资格到我们这里来应聘？

当然，《世说新语》里的故事，南方人往往能够怼回去。但问题是，你嘴上没输，但人家北方人有本事让你真做不成官，或者做了个小官就再也升不上去，这个南方人可没办法反击。

第三重危机，北方地区的高压与腐化。

司马家得国不正，要让世家大族支持自己当皇帝，就得给他们很多特权。

举个简单的例子，汉朝有三公，三公是最大的官。西晋一建立，就来了个八公，公这个级别的高官，本朝要来八个。为什么这么多？资历、声望到了的人太多了，不多给几个摆不平。问题是，你派发那么多官爵，都是要给待遇的。

晋朝的权贵，生活还极其骄奢淫逸。

八公里有个叫何曾的，他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到皇宫里来，从来不吃宫里的东西，宫里伙食太差。

又有个叫石苞的，也是八公之一。石苞的儿子就是石崇，石崇怎么和人家斗富烧钱玩的故事，肯定听过。

再比如说，晋武帝的姐夫王济。有一天晋武帝到他家吃饭，吃到一只蒸小猪，特别好吃，就问他，怎么做的啊？王济回答：我们家猪都是喝人奶的。类似故事很多，晋武帝经常在这类故事里扮演配角，反正什么权贵都比他有钱。

生活骄奢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做官的资格，越来越被这些大家族垄断了。

曹魏取代汉朝那年，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一个叫“中正”的部门给人的人品打分，人品分九个等级，然后根据你人品的等级，决定你可以做什么官。打分标准看三项：德、才、资。就是品德如何，才能如何，门资如何，也就是你的家庭背景如何。

这套制度，理论上，你的品德够高尚、才能够突出，门资差一点，也可能当上不错的官。但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重视“资”，西晋的时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二品系资”，你要拿到人品二品，“资”必须要好。这就是完全不装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一下，西晋的统治集团，如此庞大而腐化。西晋时官方掌握的人口，不过东汉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要供养这些权贵，压在每个普通民众身上的负担，也就格外沉重。

第四重危机，司马家的宗室成员，手握重兵，对皇权虎视眈眈。

自己家这个皇位来得挺缺德的，司马家并不是没有自知之明：世家大族之所以支持自己取代曹家，不是因为忠于自己，而是因为他们也不忠于曹家。“你们谁当皇帝无所谓，谁给我的好处多，我们就支持谁”，世家大族的这种心态，司马家心知肚明。

所以司马家是不敢信任这些大家族的，待遇可以很好，但关键的军事权力，必须要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汉朝刘家封了那么多同姓诸侯王，魏、曹家又封了那么多同姓诸侯王，但都不给实权，结果碰到有人想篡位，这些诸侯王一点办法也没有。咱们司马家要吸取教训。

所以司马家的王爷们，待遇是真好，而且是真的掌兵权的。

但是晋朝也不能说是恢复了周制，严格说来，司马家的王爷们，和先秦的诸侯拥有的权力，仍然是不一样的。

先秦诸侯拥有的各种权力，都来自他的诸侯国。

司马家的王爷们，他诸侯王的身份，给他带来丰厚的待遇，但他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不是因为他是诸侯王，而是来自“都督某州诸军事”之类的职务。

区别在哪里？诸侯王的身份是不大好剥夺的，但是“都督某州诸军事”的职务是随时可以给你取消的。所以司马家的王爷们很容易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焦虑，而先秦的诸侯不会有这个焦虑。我们知道，人焦虑了又不想内耗，就会爱折腾。

所以，晋朝靠诸侯王防备外姓的世家大族，但皇帝能不能压住这些诸侯王，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家人的衰弱趋势

第五重危机，从司马家内部看，当家人有越来越弱的趋势。

司马懿活着的时候，他是绝对的家族核心。

司马懿去世，儿子司马师成了当家人。这时家族的二号人物，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

司马师去世，司马昭成了当家人。司马昭能力比较一般，司马孚作为家族长辈，往往能在危急关头，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司马昭去世，司马炎成了当家人，后来又成为皇帝。但司马炎其实更弱势，因为司马炎对家族能够窃取曹魏的政权，其实没什么贡献，而且之前说了，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司马攸，也不是非他接班不可。所以司马炎对最终选择了认可自己的一大堆叔叔不能亏欠，更别说还有司马孚这个叔爷爷。司马炎给家族长辈们分红的时候，给的都很丰厚，司马孚拿到的尤其多。

岔开说两句司马孚，这个人太能代表这个时代了。

司马孚有两次特别忠于曹魏的表现。一次是司马昭的手下在大街上杀了曹魏的小皇帝，司马孚赶过去，对着小皇帝的尸体痛哭；一次是司马炎让曹魏皇帝让位给自己，司马孚过去拉着皇帝的手说：“我到死都是大魏纯臣！”

到宋朝，司马孚有个后代，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司马孚的忠义行为，好好表现了一番。不过当代研究者注意到，司马家篡位夺权的过程里，司马孚的表现可不是曹家的忠臣，而是司马家的干将，没有他，司马家未必能取得成功。还有，司马炎当皇帝了，给司马孚这么好的待遇，他这个大魏忠臣可是照单全收的。后来，司马孚活到九十三岁高龄去世。

与其说司马孚是个纯臣，不如说他是个懂得如何名利双收的、精致的聪明人。当时的天下权贵，姓司马的、不姓司马的，这样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

司马孚虽然死了，晋武帝司马炎身边的强有力人士还有一大堆，他们都希望晋武帝去世后，传位给弟弟司马攸。

司马攸人气比较高，他如果当皇帝，可能能够增强司马家甚至晋朝权贵圈的凝聚力。但问题是，司马炎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而是想传位给自己的傻儿子。

司马炎的这个决定，直接把司马家皇帝的权威，干到了谷底。

知识点二：八王之乱：愚蠢与贪婪怎样摧毁了一个王朝？

八王之乱是个著名的老大难问题，人物太多，关系太乱。

所谓“八王之乱”，共历时十六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到六月，持续三个月。这个阶段比较像西汉的诛吕之乱，只是操作更复杂。

经过相对稳定的八年后，八王之乱进入第二阶段，从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历时七年。这个阶段又有点像西汉的七国之乱，但其实性质是不同的，后果更严重无数倍。

先说第一个阶段。

晋武帝司马炎不顾满朝元老重臣的反对，想要传位给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

司马炎也知道儿子镇不住局面，所以精心安排了两位托孤重臣。

一个是皇后的父亲杨骏，他的利益和晋惠帝是绝对绑定的。

有人奇怪，司马炎的儿子不少，不止晋惠帝一个，有的智力是正常的，司马炎为什么一定要传位给这个傻的？原因是杨家这门外戚，弘农杨氏，东汉就四世三公，出身高贵，司马炎对杨家也算扶植多年了。换别的儿子，就没有这么强有力的外戚支持了。

另一个托孤重臣是汝南王司马亮，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司马懿的儿子，老大司马师、老二司马昭，都是晋朝的先帝了。老三当时也还活着，但老三是个精神病，非常变态，他的行为我上课都没法说。剩下来的最有资历的，就是这位司马亮了。让司马亮辅政，也是向司马家所有人表态，这个天下，家族都有份，大家一起保着我儿子，对大家都有好处。

这样，外戚和宗室一起辅佐皇帝，皇帝虽然傻一点，大局也算稳住了。

皇帝精心布局、巧妙设计、搞出来一个特别复杂的平衡，然后来了一个又蠢又贪的人，轻轻松松就把平衡打破了。注意，“蠢”不见得是智商低，可能恰恰是因为太精明了。

这一次，外戚杨骏就做了这个又蠢又贪心的人。晋武帝这些年使劲提携他，他野心就起来了，竟然想独揽大权，把司马亮排挤出朝廷。

他这么做是贪，为什么说还是蠢呢？司马家那么多王爷分封在外，手里都有军队，你说宗室当中竟然没有人留在权力核心，他们能接受吗？所以杨骏把司马亮排挤走，其实是给自己挖坑。

这时候，有一个厉害人物出手了，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

贾南风在史书当中形象绝对负面。后宫里惑乱君心，进而危害天下的女人，史书当中多了，但一般说来，那都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贾南风的特殊之处是，据说她还特别丑。

贾南风和杨骏的女儿关系特别不好。杨骏的女儿是晋武帝的皇后，贾南风是晋惠帝的皇后，两人论起来是婆媳关系，但其实贾南风的年纪比婆婆还大两岁（大家族之间绕来绕去的结果）。杨骏的女儿很美，你想，一个儿媳妇面对一个比自己美得多的、年纪还比自己小的婆婆，这个关系想想就觉得蛮尴尬的，加上中间许多纠葛，总之婆媳关系糟糕得不得了。所以贾南风想要置杨家于死地。

这是读史书最容易印象深刻的内容，但是，这么解释其实格局小了，这个矛盾确实存在，但更主要的还是，贾南风野心很大，她想要掌控朝政。

贾南风的操作还是很高明的，连续“借刀杀人”。

她先挑唆晋武帝性格最英武果断的儿子楚王司马玮，让他发动政变杀了杨骏；然后又把汝南王司马亮请回来，让他压制司马玮。

可以想想这个布局多缺德：司马亮是资格最老，但是不久前他刚刚被杨骏这个废物吓得落荒而逃，可见是废物中的废物，名望受到了极大损害；司马玮少年气盛，又刚立了大功，当然不服这个老废物。

贾南风又指使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再给司马玮安上假传圣旨、擅杀老臣的罪名，又处死了司马玮。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个阶段，报销了两个王，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

这种阴谋算计的故事，拍电视剧可能挺好看，但从大局上讲，负面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如果杀到这里为止，天下的老百姓还是照常过日子，国家的整体形势，还是有可能向好的。

中场休息

事实上，之后贾南风掌权，重用了几个还算比较能干的大臣，所以有了八年的相对稳定时期。相比司马家的王爷们，贾南风甚至可以算是不错的政治家了。

不过贾南风贾皇后有个特别尴尬的困境，就是她和晋惠帝的太子关系紧张。

晋惠帝的太子，是当年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司马炎知道群臣对自己的傻儿子都不服，就各种造势，宣传我孙子可聪明了，像我爷爷司马懿。司马炎是这个意思：我儿子不行，但是大家别急，将来我孙子即位，一切就会好起来的。——这个模式，也是可以找到历史依据的，当年周人的领袖太王，之所以传位给小儿子，就是因为小儿子的儿子是周文王。周文王多圣明啊，有了这么个伟大先例，咱们就得学起来。

所以这个太子，反而是晋惠帝的一张重要护身符。

但是对贾南风来说，问题就比较复杂。太子不是她生的，她和太子的关系非常不好。贾南风期待自己能够生个儿子出来，取代太子，可是她就是生不出来。眼看着太子一天天长大，养成很不好惹的性格，将来哪天太子即位，贾南风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贾南风决定除掉太子，于是八王之乱的第二个阶段大幕开启。

作为一千几百年后的人回头看，把谁放在贾南风那个位置上，其实都蛮绝望的。

太子作为先帝司马炎指定的继承人，既是晋惠帝和她夫妻俩的保命符；又是她个人的催命符。你说应该怎么办？她当初没和太子把关系搞好，后来就怎么选都不对了。

对晋朝，对天下苍生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太子顺利即位，贾南风被处死，或者运气好点被关进金墉城。

但当然不能指望贾南风对天下苍生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所以她到底设计阴谋把太子害死了。她可能是想赌，自己掌权将近十年了，积累了足够大的权威，即使害死太子也没人敢反对。她当然赌错了，晋朝也许缺很多人才，唯独不缺又愚蠢又贪婪的人。

首先跳出来的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赵王司马伦。

司马伦其实是很废物的一个人，不过有权有势的王爷，身边不缺野心家。王爷自己想躺平，身边的人都不干，这样我们就没前途了呀。“王爷您是天之骄子，您追逐权力，才是为天下人造福啊”，他们是一定会这么蛊惑的。司马伦身边这位，叫孙秀，是修“五斗米教”的，五斗米教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派别。孙秀这么个善于传教的人，忽悠自然是有一套的。

于是赵王伦发动政变，逼死了贾南风。如果他做到这一步为止，那倒也还好，但是又蠢又贪心的人肯定不会适可而止，他又多迈了一大步。

孙秀装神弄鬼，说司马懿显灵了，指示说要司马伦当皇帝。司马伦就把晋惠帝废了，真的自己当皇帝了。

大多数人当然无法接受这一套，你司马伦是晋惠帝爷爷辈的人，爷爷辈的抢孙子辈的皇位，然后尊孙子辈那位是太上皇，这个在礼法上无论如何说不通。

司马伦也知道自己不能服众，想靠大肆封赏收买人心。当时高官的服饰，要用貂的尾巴做修饰，司马伦封的高官太多，貂尾不够用了，只好用狗尾巴代替，因此留下一个成语“狗尾续貂”。

收买人心并不成功，称帝的司马伦成了众矢之的，司马家的王爷们纷纷起兵，讨伐篡位的司马伦。事情到这里，性质就变了。

站在晋朝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前面的政变都是宫里的事，顶多是京城的事。这下不同了，王爷们从天下各地起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两军交战。死人的规模，立刻就从几百几千，变成数以万计，生活受到影响的，那就是至少几百万人了。

司马伦很快兵败被杀，第三个王了账。

晋惠帝被重新捞出来摆到皇帝的宝座上，这时候最有权势的人，是齐王司马冏和成都王司马颖，八王的第四位、第五位成焦点了。

齐王司马冏的父亲是司马攸，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了？司马攸当年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满朝元老重臣都希望司马炎传位给司马攸，而不要传位给自己的傻儿子。后来司马攸病故，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晋武帝逼死的，导致晋武帝的威望都受到很大打击。作为司马攸的儿子，齐王司马冏有一大批支持者。

成都王司马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个儿子，比较受宠，名望也比较高。

这时候，这两个王都有执掌朝政的机会，也有更进一步当皇帝的机会。更可怕的是他们自己怎么想甚至不重要，因为他们身边都有一批人会诱导自己的主子去掌握更大的权力。

还有更可怕的事，血统不如这二位过硬、轮不着执掌朝政的王里，有人希望他们打起来。你俩打起来了，败的死掉，胜的名声也会坏掉，我们才有机会。

于是，八王之乱的最后三位，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纷争了。

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就不详细梳理了，从大局演变的视角看，这些个人与个人的区别，无关紧要。

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说西晋的八王之乱和西汉的七国之乱相似又不同，问题要严重得多？

七国之乱是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反对朝廷。朝廷代表秦制，也就是郡县的力量，七国代表周制，也就是封建的力量。七国起兵的理由是汉朝削藩，过分伤害了诸侯国的利益。七国之乱是封建势力反对中央集权，是比较单纯的周制和秦制的对决。而生死对决当中，秦制就是比周制强大，于是朝廷很快取得胜利。

八王之乱完全不是这样。西晋这个制度，你说它是秦制吧，它给了诸侯王那么大权力；你说它是周制吧，没有哪个王是乐意只当一方诸侯的，大家想的都是控制朝廷然后号令天下。这是周制和秦制的一种特别糟糕的混合状态。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谁掌权谁就是众矢之的。一个王爷本来名声不错，他入主朝廷了，史书就说他是腐化堕落了，于是大家一起讨伐他。其实也未必是他腐化堕落，而是别的王爷们见不得任何人主持朝政。

所以，八王之乱根本就不是封建势力反对中央集权，而是一群既不甘心封建割据，又无力掌控朝廷的诸侯王在不停地自相残杀。很多时候，A选项还是B选项可能都不是那么糟糕，两头不挨着，才是最可怕的。

这些愚蠢又贪心的王爷们，把天下彻底带进了深渊：司马家的皇帝越来越像个笑话；战乱规模不断升级，晋朝的精锐部队，在没完没了的内战当中，几乎消耗殆尽；粮食生产也无法进行，饥荒大面积发生。也就是说，维持一个政权的三个系统：权威、武力、资源，全部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