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张居正讲评的《资治通鉴》，至夏桀一段，说“桀有力，能申铁钩索，……喜有宠，所言皆从，为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运船……”感觉读来颇感熟悉，翻之后几页处，便是说殷纣王的故事，两相比较之下，感觉这二位的事迹实在是颇多相似之处。
突然想起，之前在读《封神演义》一书时，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如《封神演义》开头这一段“桀王无道，信谗逐贤，而不能用，复归之于汤。后桀王日事荒淫，杀直臣关龙逄，众庶莫敢直言：汤使人哭之，桀王怒，囚汤於夏台。后汤得释而归国，出郊，见人张网四面而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闻之曰：‘汤德至矣！’归之者四十馀国。桀恶日暴，民不聊生，伊尹乃相汤伐桀，放桀於南巢。”与纣王杀司天台官杜元铣、上大夫梅伯、亚相比干等一干忠臣，囚文王姬昌于羑里何其相似，再加上营造鹿台、摆设酒池肉林等事，简直如出一辙。
虽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但相似到如此程度却不免让人生疑。纣王这个“坏蛋”要坏也坏得有点创意，居然坏得跟与自己相隔了六百余年的夏桀一样一样的，真是让人失望。以前对这一段，总是这样说服自己，坏蛋可干的事情也就那么几样，要亡国不就是应该这样纵情声色吗？
或许这个解释对小孩子而言是足够了，但我读着书，脑海中却不由得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来：会不会是之后记录历史的人为了证明周代商的合法性，就在纣王身上强加了很多不来不属于他的“伟绩”呢？
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正是因为这句话，后世以“礼”著称的周王朝在夺取了殷商的天下后，首要任务就是来证明自己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证明前代君主是如何的“坏”，让天下人不得不起来反抗，由此“周”的统治者顺天应人，举兵推翻了殷商王朝。这样的理由看起来就合情合理了，于是取得了政权的周统治者就急需为殷商的末代统治者找到足够“坏”的理由。
怎么找？要知道那时候“坏”统治者的榜样还不多，仅有的一个榜样就夏王朝的桀了。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曾经说过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于是，夏桀曾经有过的种种恶行，就应该很自然地被商纣王“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出来，一个暴行与夏桀如出一辙、毫无自己“创意”的暴君就被载入了史册，而且其知名度由于《封神演义》一书的广告效应直接超过了夏桀，成为历史上的头号暴君了。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背负了三千多年暴君名号的纣王可就是真亏了！
